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内条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企业面临的困难凸显，对外直接投资也遭遇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要求。可见，做好对外投资相关工作，对我们更好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我们推动对外投资亦需进一步研判形势、明确方向、找准重点，使对外投资更好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历了高速发展，正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投资规模看，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已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2.7万余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从投资行业看，资源型行业的发展势头趋弱，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并逐渐向价值链高端迈进，金融业的投资主体从早期以银行为主向银行、证券、保险多元化投资主体稳定发展，信息科技和媒体、医疗健康、文化、消费零售等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成为投资的热门行业。从投资分布看，我国企业对美洲、欧洲等传统重点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速放缓或下滑，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值得关注。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组团“走出去”成为新趋势。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下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活跃。为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增加协同效应等，越来越多的企业组团“走出去”，或者组成财团进行海外投资并购。二是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更加灵活，境外融资在海外并购中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企业通过设计灵活、复杂的融资方式，整合运用全球金融市场资源。三是企业对外投资更加注重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利用境外金融证券市场等，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技术、品牌或管理经验。四是企业更加注重基于自身能力且合规运作，对外投资更趋审慎和理性。企业对外投资正在从单一控股、盲目扩张向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实现互利共赢转变。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困难和挑战亦前所未有。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各国均高度重视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取得、保持或扩大优势地位，采取多种手段保护本国的优势技术，部分国家收紧外资安全审查相关政策，将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敏感数据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纳入审查范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的难度和风险加大。
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仍是世界各国不可或缺的政策选项，多层次、多领域的资金需求仍远远大于供给。特别是我国企业已经在美欧等地进行了大量投资，为多层次、多领域合作的自然延伸奠定了长远基础，深耕发达国家市场仍能够发掘大量投资机会，在绿地投资、共建研发中心、技术应用市场开拓等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绿色环保、生命健康等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方面，仍有较大的合作和投资空间。
另一方面，与自身经济总量相比，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量质齐升的中国资本在全球的需求前景十分广阔。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将持续优化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能有力促进集群式对外投资和链条式发展，助力企业持续释放对外投资潜力。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创造、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等，未来，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动对外投资潜力持续释放。
总的来看，新形势下更好推动对外投资，需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进行全球价值链整合，优化对外投资结构;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且兼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规制;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提高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更好地协同发展、“走出去”与“引进来”相互促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具体来看，进一步支持企业对外投资，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深入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宏观指导，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完善对外投资全过程管理，创新监管工具，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海外风险的防控机制，有效规范对外经济合作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秩序;优化对外投资综合服务，加强在发布境外投资信息、建立投资合作机制和推动海外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协调，全面推进“互联网+对外投资服务”，自上而下地形成多层面、多平台的支持体系，共同服务企业“走出去”。
二是强化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对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降低开发成本，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精细化转变，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安全性和水平;加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力度，推动中外深度合作，进一步推动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三方互利共赢;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双边投资协议等为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打造坚实平台，优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是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互动。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发展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发挥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吸引世界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价值链网络落地中国，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增强“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与此同时，鼓励企业以更大步伐“走出去”，在积极参与传统国际分工、稳住传统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构建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国际循环体系。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良性互动，促进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是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制定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信贷和保险一揽子政策措施;对海外投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贷款担保和贷款风险分担，帮助企业在海外发展中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和资金安全性;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和避险产品;等等。
五是引导企业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努力融入东道国本地经济。引导企业高度重视投资前的准备工作，在立项初期对东道国政治、法律、社会环境等进行系统考察和评估;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水平，逐渐向高端制造、服务业乃至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积极主动提升本地化水平，建立包容和多元的管理模式;尊重当地价值观，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