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将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势头上扬，使全球政治经济局势跌宕不止、暗流汹涌;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金融风险增大的突出矛盾与问题。
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等合作主办的 “经济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与中国对外开放”“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等主题展开了讨论。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有可能步入一个与以往“和平与发展”迥异的时代。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标志，全球化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反全球化趋势。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续下去，将冲击现有由联合国、WTO和IMF组成的国际治理结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带来重大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特朗普，他所奉行的是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特别是贸易和投资增长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仅从经济角度看，如果这些政策实施，全球主要国家向美国出口将下降10%，全球贸易将下降1.3%，对应GDP将下降0.29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指出，如果美国回归单边主义，全球将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谁来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谁来推动新一轮国际宏观政策协调?谁来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这些都将成为棘手的问题。
迟福林认为，经济全球化新动力正在孕育形成。服务贸易占比持续提高，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成本。总的看，短期内自由贸易将经历重大调整，中长期内自由贸易的大趋势难以改变。
赵晋平指出，作为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6年，全球已生效的自贸协定达到86个，已签署待生效的达18个，正在谈判的有71个，正在协商的有1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为主要经济体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分享自由贸易红利提供了重要机遇。
张燕生认为，我们要反思现行全球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偏向”：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上，过于偏向金融创新;在多边治理和霸权国家治理上，过多偏向霸权国家治理。这需要尽快得到扭转。
赵晋平指出，新的全球化不再是以往全球化的全盘照搬，而应更具包容性，要考虑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这就需要对过去全球化模式作相应的调整。
以自由贸易为主线加快我国开放转型进程
第一，推进“二次开放”是我国的务实选择。
中改院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参与经济全球化，着力引领新型全球化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认为，如果说“一次开放”是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经济起飞的话，“二次开放”则是以经济转型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认为，我们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其次才是引领者。我们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包括WTO、联合国、IMF，全面参与、深度参与、广泛参与;同时，在参与中提出中国策略、中国方案，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第二，“一带一路”将成为构建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新主角。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一带一路”有两个作用：一是形成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二是回答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如何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一带一路”从提出到实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们一方面需要紧紧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需求主体，另一方面也需要动员发达国家共享其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
迟福林指出，“一带一路”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未来几年，在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的同时，需要加快构建多种形式的自贸区网络，加快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安排。
第三，服务贸易是我国“二次开放”的重大选项。
迟福林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变局，要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为此，一要需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二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转型，大幅缩减负面清单，争取到2020年把自贸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40项以内。三要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实施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四要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这对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关键在于思想解放。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强调思想解放需要正视已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之道;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进而加以矫治;需要正视当前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进而力求摒弃。
加快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打好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这张“王牌”。
迟福林指出，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王牌”。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全球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我国正在发生的产业结构变革、消费结构变革、城镇化结构变革，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第二，发挥开放转型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
张卓元认为，“二次开放”将对国内改革和转型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以垄断行业为例，推进垄断行业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社会资本，相比于对民间资本开放，可能更容易一些。
魏礼群认为，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实质是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产能全球布局，实质是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实现对外开放的新突破，需要国内市场更加开放。
第三，国有企业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当好排头兵。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混改”落地要具备三个重要条件：一是政府把主要职责放在“管资本”上，所有者、投资者、经营者的角色要相互分离;二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三是打破垄断，市场开放。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国有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要当好排头兵，一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抓住历史机遇有所作为;二是要在思想解放中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三是以问题导向取得重点突破，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发挥国企的重要作用。
第四，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
张卓元认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推进经济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市场开放确实牵动经济转型全局。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消费结构升级，都依赖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第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魏礼群指出，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上，一是抓住双向开放中市场决定有效资源配置的难点，集中发力。二是抓住双向开放中政府合理有为作用的支点，精准发力。三是在双向开放中真正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充分利用双向开放带来的新动力，努力实现灵活有效市场和正确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
迟福林认为，要把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结构性改革重点。一是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三是处理好服务业开放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四是处理好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城乡关系的变革。五是处理好监管变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