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列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并用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这四个关键词明确了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给出了实体经济振兴的着力点。
为何中央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列为明年重点工作之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如何理解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在振兴实体经济中的作用?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就以上问题进行了一一解读。
中国经济时报：为何中央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列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
张占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项重点任务之一，这是党中央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振兴”这两个字寄托了无限希望。这种“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脱实向虚”问题。一方面，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低迷，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在今年前三季度总体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5%，虽然前10个月和前11个月分别增长2.9%和3.1%，较前三季度有所回升，但回升力度并不大。另一方面，大量资本“脱实向虚”，涌入金融、房地产领域。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其中2.3万亿元投向了购房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31%，加上1.1万亿元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约占新增贷款的15%，上半年的新增贷款，约有46%投向了房地产市场。资本“脱实向虚”不但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还会进一步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二是供需错配问题。近年来，从马桶盖到化妆品到电饭煲，境外购物一度火爆。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游客每年在境外消费超过万亿元，消费外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对美好的生活有向往，对好的产品和服务有追求。而国内在供给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老百姓需要的东西，我们有的没有，国内买不到;有的有，甚至很多，能买到，但质量不好，老百姓不情愿买。因此，不断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此次中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正是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是促进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供需结构动态平衡的对症下药之举。
张占斌：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从国际看，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都宣布了新的计划，大力推动制造业复兴，抢占制造业高端，也就是抢占制高点。
另一方面，印度、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则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抢占制造业的中低端，我国制造业面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前后挤压”的双重挑战。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下，很显然日子不好过。从国内看，一方面，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制造业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税费等各方面的成本优势都在降低，使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利的“中国制造”逐渐失去竞争力。也就是说，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了。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所处的阶段尚未有明显的改变，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对产品质量、品牌等要求不断提高，而产品附加值尚不足以消解上升的成本，不少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有一些已经破产倒闭，有的关掉了工厂，到东南亚、非洲发展，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在振兴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张占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这四个关键词明确了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攻方向，给出了实体经济振兴的着力点。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质量是振兴实体经济的生命线，是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石;创新是实体经济振兴的灵魂，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品牌是树立我国实体经济良好形象的标签，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名牌产品的核心要素;“工匠精神”是振兴实体经济的精神动力，是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基本遵循。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坚持创新驱动、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系统设计，建立质量、创新、品牌和“工匠精神”协同发力的制度体系。比如，要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既需要企业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坚持严字当头，也需要全社会努力构建质量共治机制，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加快相关法规建设;要激励创新和品牌建设，培育百年老店就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使优质高端产品得到应有的高额回报;要发扬“工匠精神”，就要强化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工匠群体真正感受到“才有所值，能有所得”，还要改革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振兴实体经济仍十分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难题;才能消除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市场进入壁垒，让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增加高品质的民生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才能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降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费负担。
二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坚持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并重，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新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二者可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传统产业可以通过注入新兴技术激发新的活力，提高成长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也需要传统产业诸如环境、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支撑。因此，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也需要重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三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一方面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将过剩但不落后的产能转移出去，给新经济的发展留出空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是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优化产业组织，需要提高大企业的素质，需要大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重视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好中小微企业机制灵活、反应迅速的长处，要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一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住实体经济存量，我国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低端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要通过改革的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尤其要坚决落实降成本的各项举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好的，也讲到了点子上，能够救不少企业的命，关键是要督促落实，防止空转，不能让好的政策悬在天上，要落地，要配套，要可操作，让企业真正感受到负担减轻。
二是在稳的前提下求进，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催生新的增长点;通过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消除行政垄断与寻租空间，使创新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变成本优势为质量、创新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掌握品牌话语权，让中国制造真正走向中国创造。
三是用税收等手段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比如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小微企业进一步降税，而对于回报率比实体经济高得多的金融、房产等领域，可考虑加税，以切实提升实体经济的回报率。
四是切实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的市场信心和预期。最近中央出台了保护产权的重要文件，很受欢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快解决一些对企业家的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这些都是重大的信号。切实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对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意义重大。这项工作，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