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狂奔的高利贷乱局毫无意外地相继跳入自掘的坟墓。有媒体报道，近期苏北、闽北、温州等地频发高利贷崩盘事件，其中最极端者(如一度号称“人人放贷”的江苏泗洪)甚至出现“村民活埋上线”、“灌辣椒水追债”等骇人场景。
所幸这些事例尚处不同区域，目前尚无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有鉴于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快速变迁中的经济社会形态，曾被视为“疥癣之疾”的地下金融业已无法等闲视之，任其坐大必然引致遗祸无穷。
不受监管的地下金融究竟已达何种规模，至今是笔糊涂账目，专业机构、学者经过调研得出的结论宽泛分布在1万亿~2万亿元区间段内。对于此，我们的看法则是，相比这些固然已经大到令人不安的静态数据，更需警惕地下金融快速膨胀的长期趋势，以及驱动这种长期趋势的深层机理。
催生高利贷乱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数十年一贯制的金融管制。由于这种管制，一方面，人为加剧了金融供给与需求间的不匹配，从而刺激民间借贷日趋活跃；另一方面，通过垄断金融资源，进而挤占地下金融生存空间，这种管控思路的路径依赖也在不断得以固化。
当然，应该承认，至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高度管制一体产生的“纵”与“收”微妙地维系着脆弱的均衡，只不过，这种脆弱的均衡终究难以长期维系，原因如下：
其一，2002年以来，在外汇储备激增进而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超发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基本避免了过量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严重冲击，除了倚仗余额一度高达近5万亿元的央行票据，以及长期保持在10%以上的超高存款准备金率，真正堪当剩余流动性“蓄水池”的投资标的无非只是房地产而已。
然而不断加码的房地产调控正在逼迫资金转觅他途，而这种短期之内骤然发生的投资取向重大变化，放诸中国长期存在的银行存款负利率，以及股市分红回报率甚至远远低于银行存款复合利率的大背景下，很容易导致不甘支付“通胀税”的个体投资者竞相加入高利贷的赌局。
其二，长期受困于信贷歧视的中小企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而这种短期之内降临的雪上加霜主要来自于物价指数快速上升，由此导致宏观政策不断趋紧，以及人民币汇率加速上行，从而使其盈利状况更为不堪，银行态度更趋冷淡。
极度饥渴的资金需求必然激发出极度扭曲的超高利率。有报道称，今年以来浙江民间借贷年利率甚至摸高至迹近疯狂的180%，试问这种情况下，本性趋利的体外循环资金如何压得住贪婪的冲动？
余波未了的次贷危机仍在用其惨重损失警醒世人，脱离恰当监管的资金流动一旦超出合理限度，很容易陷入自强化的怪圈最终导致系统崩塌。这一教训套用到中国渐呈常态化的高利贷乱局，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哪怕仅仅为了守住安全底线，以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为双重目标的金融改革也绝不应该裹足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