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我国的金融业虽然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较为迅速，但面对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依然存在金融“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反映了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实质上就是围绕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做文章。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是无的放矢的，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破解现实难题。“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企业在金融供给方面面临的主要难题。我国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上的技术创新，80%上的就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民营中小企业遇到的现实融资问题，折射出我国金融供给体系的“短板”，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比较显著的金融抑制。
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需要标本兼治，即一方面在短期内通过优惠政策激励(如财税政策)和发扬国有金融的公益性作用(如新增贷款中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不低于一定的比例)等措施进行倾斜性扶持，另一方面则需要供给端发力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瓶颈、信用瓶颈，有效降低金融供给成本和风险等方面的问题。
对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和 “融资贵”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融资难”主要源于中小企业的信息问题。就大中型传统银行来说，规模庞大的中小企业，个体间的差异化特征明显，合规性信息辐射弱，信息搜寻和甄别费用浩大，往往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天然就成为金融排斥的对象;“融资贵”则是由于中小企业 “轻资产性”和所经营业务的规模小和不稳定性，并因此而缺乏合格有效的抵押物，产生信用缺失、单笔金融交易费用高企等风险放大现象，致使其融资成本难以有效降低。
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优化来说，就需要有效克服信息不全、信用缺失现象。其路径包括：(1)鼓励发展区域性金融和小微金融(即草根金融)，利用其“左邻右舍”的“熟人社会”信息优势特点，缩小金融服务半径，化短期博弈为长期博弈，根据中小企业的资产和营运情况因势利导地提供低成本、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2)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利用金融大数据低成本获得相关信息，优化对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供给路径。虽然因缺乏有效监管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但也不能因为互联网金融野蛮式生长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互联网本身。(3)通过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在金融领域积极稳妥引入民间资本和外资。这既解决金融供给的不充分问题，也有助于实现金融产权多元化，从而为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奠定基础。(4)要尊重经济规律，对大中型金融机构，通过优惠性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适度分担其面向中小企业金融供给的交易成本。(5)逐步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以沟通信息、增强信用和分担风险。一般来说，融资担保机构虽然不像银行那样拥有明显的资金实力但却在其营业范围内拥有信息优势，能够大幅度减少金融资源供给机构的信息成本，弥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不足缺陷。融资担保体系既有政策性融资担保和市场性融资担保，也有直接担保和再担保。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取向下，以政府信用支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应更偏重于再担保，市场性融资担保偏向于直接担保。
科技创新和转化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持久性动力。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创新有其独特的规律，也需要独特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一般来说，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直至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过程需要克服知识、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经济成本的不稳定性，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需要有高风险偏好的金融资本为引领，如种子资金、天使资金和风险投资等。这就需要通过多媒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将各种风险偏好的金融资源进行分层过滤，有效筛选出高风险偏好的金融资源并适宜地配置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保障科技创新和转化链条的顺利进行，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比如，美国硅谷的成功就得益于科技型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受到银行、创投公司、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较为充分的金融供给支持。为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美国于1971年创立了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信息、软件、生物等新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新经济的摇篮。
由于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助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金融供给更加需要依赖市场性的配置，以充分披露信息和分散风险。目前我国面向科技创新的金融供给仍然属于初创时期，传统商业银行虽然成立了一些科技支行，但业务范围有限、运作机制僵化;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乏服务科技创新的定位和动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虽然也取得了较快进展，但面向科技创新融资的体量和流量不足。着眼于未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大力度地拓展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科技板块的金融市场，扩展科技领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渠道和范围，利用“海选”的方式将众多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汇集于市场，有效揭示科技产品和科技服务的价格，为科技创新与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优化国有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金融产权的多元化是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微观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国有金融在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产权结构单一，易受行政干预，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有待提高。根据财政部部长刘昆《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截至2017年末，国有金融在金融业的占比情况：中央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84.8%、65.3%;证券业分别占0.6%、1.8%;保险业分别占3.7%、3.2%。地方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国有资产分别占89.1%、54.2%;证券业分别占4.4%、12.6%;保险业分别占2.8%、3.1%。可以说，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国有金融资源的市场有效竞争能力。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但受制于产权的单一性，国有金融资源整体的市场化配置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需要通过深化国有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的活力和效率。要在明确国有金融出资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多元化的、具有竞争性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公司，明晰国有金融资源运作权、经营权，适度扩大引入社会资本的维度，构造适应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的多层次产权结构，为利率市场化奠定微观基础，为提高国有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保障。与此同时，通过扩大金融开放力度，允许国内外非国有金融的适度成长，在能够解决金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同时，对国有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运作起一定的倒逼作用。
四、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宏观配置绩效
金融资源配置也一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金融资源既有天然的规避风险偏好，也蕴含着高风险投机偏好。关键在于宏观金融资源的配置需求是否能够与微观金融资源主体的风险偏好和刚性利益相协调。结构性货币政策目标是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金融资源的结构化政策引导来适度矫正金融传导机制的缺陷。尽管经济结构问题通常都是通过财政的结构化政策来扶助与矫正，但金融资源的适度结构化配置也是有效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通过适度开展结构性货币政策矫正总量政策的不足，疏通金融传导机制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新动向。我国央行也相继通过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和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努力矫正深受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的实体经济领域，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向服务于“三农”、小微企业、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倾斜。这种通过适度结构化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急需金融资源支撑的国民经济部门或领域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结构性操作，及时评估政策效果，不断精准化调控手段和工具，提高政策效能。
此外，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和改善。金融与经济是互动的。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通过各方面的深化改革，不断解决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壮大实体经济能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经济市场化水平。这也进一步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宽松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