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GDP同比增长8.1%，分季度来看，呈现前高后低态势。这固然有基数效应、疫情散发及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也与内需不足等结构性因素有关。具体来看，长期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能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去年下半年增速明显下滑，引发广泛担忧。另一方面，通过有效控制疫情，去年中国进出口增速则是近年新高，但随着各个国家供应链、产业链逐步恢复和去年的高基数效应，进出口增速会逐步回落。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走弱三重压力。如何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是中国宏观政策的焦点之一。
进一步减税降费能否对冲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是否如外界预期的困难重重?有何具体举措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近日专访中国财政协会副秘书长冯俏彬。
冯俏彬认为，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言，进出口确实不会像去年一样持续高增长，但是增速也不会马上就大幅度回落。她预计，2022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高于2021年。第三个是投资。冯俏彬认为，现在政府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财政部已经提前下发1.46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提前准备相关项目，各地方、各部门都要围绕着稳增长去出台相应政策。“这就是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政府稳增长决心也很大。”冯俏彬表示。
减税降费难以完全对冲企业成本
澎湃新闻：2021年全国减税降费总额超过了1万亿，今年的减税降费空间有多大?
冯俏彬：不能只是从减税降费的空间上来讲，要从减税降费的必要性上来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视角会更全面。
现在大家普遍意识到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从近期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来看，大多预计在5%左右的水平。要争取一个更高的经济增速，政府就要采用一系列政策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就是其中的关键一招。因此，2022年客观上来说，存在减税降费的必要性。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讨论减税降费是否还有空间。
具体到减税降费的空间，可以说有，也可以讲没有。“没有”是指，最近这些年，地方财政运行比较困难，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地方财政始终处于紧运行的状态。“有”主要从两方面看，一是2021年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形势比较好，有一定程度的超收，这就为继续实施减税降费创造出了一定的空间。另外，从中国税收政策来讲，虽然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但是客观地讲，我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还是比较繁琐，所以税收制度的改革永远在路上，在改革过程当中也会释放出一些减税降费的空间来。
澎湃新闻：对于企业来说，目前面临哪些成本压力?
冯俏彬：把减税降费政策和企业的成本放到一起来讨论，这是对的。税费问题肯定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但是企业的成本也不仅是税费成本，还包括生产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等其他成本，以及各类交易性成本，等等。现在政府推行的减税降费政策，其实主要是减轻企业的交易性成本，主要是生产经营环节的税费。但是像企业的人工成本、生产经营成本，这是政府无法去直接干预的。
现在企业成本比较高，有相当一部分的因素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包括国内外的一些要素条件变化所造成的。对这些情况，政府很难通过像减税降费这样的政策直接去干预和插手，而是要通过市场主体的相互反应，还有市场的自身运动，逐渐地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澎湃新闻：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去年，民营制造商因处在中下游行业而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导致其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今年大宗商品的价格能不能逐步回落?
冯俏彬：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原材料价格高又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对全球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现在也陆续传出一些好消息，比如说柳叶刀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认为疫情将在2022年会结束。所以说一旦疫情平息，影响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扰动因素就会消失或者减轻，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计，全球供应链将逐步回归稳态。相应地，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下来，这是大家的一个判断。各方预计，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回落。
另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除了疫情因素，还有各个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放水这个因素，现在美联储政策已经在开始往回收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只是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抑制因素。
如果从这两个因素来看，一是全球财政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二是疫情的缓解，以及各个国家供应链、产业链的逐渐恢复，所以说一般预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可能在2022年上半年会逐渐过去，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往下走的趋势，但是市场信号还不是太强烈。大宗商品价格如果转为平稳，或者说市场主体在相互反应的过程当中，逐渐寻求到一个均衡状态，这时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因素对企业成本的抬升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是大家的一个判断。
但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很可能更持久，就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全球绿色转型给各个国家的能源都带来了价格上涨的压力，特别是在去年冬天，有些国家声称已经出现了能源危机。我们国家也同全球所有国家一样，都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压力，涉及能源结构的转型问题。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漫长、且比较痛苦的过程，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扰动因素，比如哪个地方出现断供、哪个地方能源供给出现缺口或者出现调整，相当于原来的平衡被打破，要逐渐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在建立新平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这都会对企业形成成本压力。
2022年，对中国的企业来讲，能源价格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去年我们有了拉闸限电的教训之后，各方面在能源的保供增产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这个问题今年影响不会太明显，但长期肯定是企业成本上涨的因素。
2022年中国经济可能好于外界预期
澎湃新闻：有迹象表明，2022年中国的进出口增速大概率会放缓，如果投资增速，尤其是基础设施增速仍不见起色，2022年中国的GDP增速要达到5%，难度不小。你怎么看待今年中国经济的趋势?
冯俏彬：今年的经济趋势，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今年将要召开党的二十大，因此政府稳增长的决心也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这可以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是净出口。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过去多年未曾有过的。随着疫情影响减弱，一般认为2022年中国进出口不会再象2021年这样高增长，但是增速也不会马上就大幅度回落。可以预计，进出口仍然是2022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之一。我们认为，进出口维持在10%以上的增长，是可以期待的。所以，2022年虽然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下降，但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力量。
第二个是内需。内需的核心在于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经济现在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要提振内需，使内需能为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2021年中国经济的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总体来讲不太理想。现在各方面为了刺激消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再考虑到今年疫情会逐步缓解，服务业会逐渐恢复。可以预计，2022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高于2021年。
第三个是投资。现在政府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财政部已经提前下发了1.46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提前准备相关项目，各地方、各部门都要围绕着稳增长去出台相应的政策。抽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政府稳增长决心也很大。
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悲观的预期，即都预计2022年的经济形势不会太好。但是也要看到，当大家都意识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采取措施去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政府及时应对风险、精准施策，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在结果上来讲，2022年中国经济可能不会有现在预计的这么困难，有可能好于预期。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失灵”。
澎湃新闻：基建相关的专项债面临没有好的基建项目匹配的问题。有观点提出，建议调整地方政府新增债劵结构，将部分专项债额度向一般专项债挪腾，你怎么看?
冯俏彬：适当缩小专项债规模，增加一些一般债，这个方向我是赞成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对项目本身要进行审慎分析。如果项目本身不发生变化，一来投资效益提不起来，二来也会增加政府的财政隐患和加大财政风险，这样也是不行的。
主要还是项目和资金之间的匹配问题，要看这个项目具体是什么性质，不是说所有的项目一旦缺资金了就用一般债。一般债是要用财政资金去进行偿还的，会形成未来的直接财政债务。而专项债是主要靠这个项目未来的收入流去偿还这个债务，整个债务结构和权利责任的主体结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未来我们在对项目的性质进行审慎分析以后，不排除有一部分项目适合转向于一般债的，条件成熟的话也可试一试。
现在政府投资这一块，主要是通过依靠专项债提供资金支持。专项债要求项目必须要有现金流，未来收益要能够覆盖现在的资金成本。在这种前提下，还是要努力从投资项目一侧去找一些方法，对项目进行审慎设计，对项目本身做一些优化，使项目和专项债的性质更匹配一些。你提到的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需要有一系列的附加条件，实际上是难度很大。
澎湃新闻： 今年大学生毕业总数可能超过1000万，加上疫情延缓就业有200万—300万万人，而且去年因为教培政策调整也出现了需要再就业的，那么，就财政政策而言，可以为失业群体提供哪些帮扶?
冯俏彬：财政政策如何为就业纾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招见效。主要还是要通过保市场主体、保企业，让企业能够生产经营下去，以此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保就业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如果回到最开始咱们讨论的减税降费政策，两者是相互呼应的。减税降费政策是为了保市场主体，只要能把市场主体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里的就业岗位能够逐渐地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绝大部分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具体来看，就业当中目前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暂时性失业。比如在职业变更过程中，个人要找工作，会出现暂时性的失业状态，像这两年的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重新再就业，不论是技能培训，还是寻找市场信息，这当中会有一个时间和过程，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给予积极支持。
另外，在失业或者暂时性失业期间，这些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比如政府定期发放失业救济金，做到应保尽保。另外对于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政府可以组织岗位职业技能培训，这都是各级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事项，不排除今年政府会加大这方面工作力度。
再次，各界目前比较关注的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压力很大。2022年，中国有将近上千万的毕业生要就业，还有因为疫情，而延迟就业的大概也有200万—300万人，这部分人群也要进入就业市场。
在看到青年群体就业压力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增加了很多新鲜血液。这些年轻人一旦进入就业市场，他们的适应能力，创业的热情，以及对工作的态度，也会使我们的就业市场更加活跃，这个是好事。
关于就业方面我有这几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二是做好对重点人群就业的引导，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特别关注一些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对于各类灵活就业的新形态，政府和社会要给予比较大的宽容度，相应地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也要逐渐跟上来，比如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到企业去就业，更倾向于灵活就业。这就需要更加灵活的社会政策、社保政策、城市管理政策等，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做好这些方面的同时，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就业压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的。
澎湃新闻：这两年一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针对失业或者暂时性失业的群体，政府可直接发放现金补助，你怎么看?
冯俏彬：中国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有失业求助制度，这都是发放现金的。因此这种观点应该是在正常的现金补助之外另外再给失业人员发一笔钱，相当于欧美国家在疫情期间的做法。我不认为现阶段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发过消费券，但发放消费券是短期行为，或者一次性的行动，不解决问题，尤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澎湃新闻：也有观点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都是投资驱动型，你赞成吗?
冯俏彬：基本赞成。短期内很难改变这个趋势，但改变已经开始。目前来说，中央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决心很大，道路已经很清晰，目前正在转型的路上。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在某些时点出现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不畅的现象。有些旧的增长动能贡献率在下降，但是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完全挑起大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个主体要不断去摸索，去试错，然后才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对不同的行业，不同个体，意味着不确定性在增大，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预期。市场和企业家群体，需要有确定性的市场信号。政府要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一个稳定有序、法治化程度较高的营商环境。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行业、领域和内容上，还是需要大力发扬企业家精神，以企业家为主进行探索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