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现在已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三个月前，61岁的夏斌刚刚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职。温州金融改革从半年前的危机到目前的转机，夏斌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对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酝酿有着第一手的考察与思考。
坊间传言，包括夏斌在内的四位国务院参事通过实地调研，对温州金融改革形成书面材料，四度上报国务院，两度面见总理。
4月1日下午，夏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夏斌对自己参与决策的过程避而不谈，他反复强调，放眼全局，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不算“震撼”，其中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尚处“研究”阶段，“很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要搞个人境外投资了，这一次把它写进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好看而已”。
夏斌表示，一方面，近些年金融改革的滞后让舆论对温州金融试点期许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依旧征途漫漫。
《财经》：人们认为温州综合金融试验区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你如何看？
夏斌：讲中国金融改革，内容很广泛。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概括起来，就是抓六个字：企业、市场、调控。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是改革的关键，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是改革最后成败的标志。
1997年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金融改革方向包括三个方面，大意是：要建立一个能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体系”，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也是从市场主体、市场、对市场的调控三个角度讲。
具体展开说，内容太多了。如果讲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农信社、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各自如何改革？如何定位？讲市场本身，有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准入、价格的放开(利率市场化)，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讲调控监管，有汇率问题、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现在又有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问题，有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Ⅲ落实问题，还有“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总之，改革包括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这次温州改革讲了“十二项任务”，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间资本问题。如何有限进入金融机构，如何把民间融资活动引入正常轨道。二是个人境外投资。三是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当然，现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措施还没看到，但大致范围就是这些。
如果把我以上三段话联系起来看温州改革，第一，还谈不上“综合”改革，仅仅是限于三个方面的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几个城市展开金融改革试点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任命我当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联络员。那时，总行决定改革什么内容，几个试点城市都可以试，倒是有点“综合”改革的味道。第二，也不必去讨论是否有“里程碑意义”，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要说“里程碑事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1983年中央银行宣告成立；90年代初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1994年汇率并轨；本世纪初四大银行改组、上市，等等。当然，这是仁者见仁。第三，不管怎么说，温州的改革方案，在面对当前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发展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下，即使是在有限的方面能有所突破，对推动当今中国金融改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财经》：资金定价的市场化是民间金融的生存法宝。在温州此次改革中，并未写入利率市场化试点。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决策考虑？
夏斌：我也注意到，温州方案中并没有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这里我想说几点：第一，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但大额协议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已可浮动。
第二，如果温州的银行利率可市场化，存款利率上升，在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各地老百姓的存款都会搬到温州来，会出现全国银行存款大搬家的混乱局面。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文件出台后，我曾在天津说，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复制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的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方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第三，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有些银行倒闭、破产。银行倒闭破产，老百姓的存款怎么保障？就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那么，赔保每个老百姓多少存款？银行交多少保费？大、小银行都按同样比例交？这一系列问题要研究。也就是说，推行利率彻底市场化之前，要尽快把存款保险制度建起来，把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建起来，首先要呼吁这件事！
第四，尽管存款利率彻底市场化非常艰难，但我们仍要呼吁，要知难而进。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渐进改革，抓紧出台对贷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的有限改革，慢慢试，风险并不大。何况，最近几个月贷款需求在下降，银行吃存贷利差，赚的钱也不少。
《财经》：从全局、全国范围看，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过高，国有金融资产依旧庞大，而温州金融改革中明确允许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新型金融机构，这对于金融领域的“国退民进”以及打造多层次金融体系，都有着积极意义，你认为具体怎样实现这一金融格局的转型？
夏斌：现在各类主要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控股、中央汇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并不完全如此。当时危机后正值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民营老板输了钱，有的老板被抓，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入股，稳定金融。
但应该说，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讲道，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方向应该是“有进有出”，而不是规模、资产控制得越多越好，赚钱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就行了，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具体说，在某一时期，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大银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够了，超过比例就不用投资了，应允许摊薄。其他各类小银行慢慢都可以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按有关规定组建新银行，但不鼓励地方政府入股。对外资仍要限制。
中国已是经济第二大国，要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大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在这方面，可以选择几个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资。在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过程中，经过增信、信贷展期、资产重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仍还不了银行钱，同时又掌握了大量各类金融机构股权的，通过依法办事，逼地方政府吐出金融股权还债。对其他各类小型金融机构更不用说，大踏步向国内民营资本开放。
中央政府部门不应再继续维持过去那种保姆式的监管思维，总是怕出事，把重点放在完善市场制度体系建设上。出事了，只需严格依法处置。
《财经》：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结构调整、政府转型的成败或许将直接决定金融改革的成败，那么，从金融改革这一视角，应如何认识结构调整、政府转型这一趋势？
夏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金融改革中，从保持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角度讲，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改变，是改变近十年来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被动局面的关键。
这些年来，由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外汇占款不断增长所决定的央行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弄得央行很被动，甚至可以说狼狈。尽管央行尽其能力，搞了不少对冲，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压力仍不减。从此意义上说，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立，真是要依托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过，这一转变过程，今年已有起色。GDP中，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出口占比在下降，扩内需初见成效。
从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看，在金融改革上，对政府部门的批评不少，确实应加快政府的转型。但细想，为什么改革滞后、转型慢？有人认为是政府部门利益绑架。我同意一点点，但不完全同意。
中国基本还是“官大说了算”的行政体制。如果发现是部门的利益作祟，“官大的”完全可以去制止。问题是：发现了没有？为什么？什么是部门利益？什么是部门间矛盾中正当的改革呼声？如何发现与形成改革的“良策意见”？以什么样的勇气与策略来推动？这是我在思考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中最为看重的。
《财经》：正如你所说，温州改革的突破是有限的，那么中国金融当前还在哪些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夏斌：这个问题难以简单回答。除了年初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布置的工作要求，我认为，从经济社会呼声看，迫切要干的事很多很多，在此只能点若干重点。
从市场主体看，有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非银行机构发展的“拾遗补缺”问题，如金融租赁等，农村金融与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机构的大发展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范与发展问题，还有金融机构准入制度的放宽和破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等。
从金融市场本身看，有债券市场“多头管理”问题，两个债券市场的统一问题、股票市场中的三板市场、发审制度，还有信托产品等市场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统一监管问题，也有市场价格问题，如利率市场化等。
从调控监管来看，有抓紧放宽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进而进一步放宽资本账户管制问题，包括温州及接下来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个人账户境外投资放宽的问题；有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离岸市场建设中的各种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与各国的金融合作问题，如货币互换等；也有除日常监管之外，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关系问题；有巴塞尔协议Ⅲ如何在中国落实等问题；还有调控与监管的协调问题，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到底怎么落实、金融控股公司谁来监管等。
由于前一阵子金融领域许多矛盾与问题久拖未决，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需求看，从全国企业与老百姓对金融的期望看，这些问题都已成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