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上消费蓬勃发展，以网络购物、共享平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为代表的消费模式异军突起，有人将这种新型的消费模式称为“宅经济”，它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办公业态。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明确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新型消费模式的快速崛起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相伴而生。以“宅经济”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模式是数字时代的产物，是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迅速崛起的外化体现，其本质是新型数字技术引起新消费力量崛起的同时满足日新月异的新的消费需求，可以说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带动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新型消费在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及5G等新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而且在新型消费的快速发展中不难发现其核心就是技术的创新，通过重构消费模式场景驱动前所未有的商业数字化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供给侧的创新，更改变了供需之间的无缝连接。通过数字技术的进步，进而带动在新型消费模式下形成的新消费力量的精神满足。
新型消费模式最大限度实现供需双方的无缝连接。消费者品味的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消费市场甚至重新定义消费市场。新型消费模式通过网络直播、算法推送、平台营销等将消费行为变成一场触动感官并且精准推送的“视听盛宴”。在数字科技驱动的新型消费模式下，可以更高质量地实现供需双方的合作共赢，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消费者的需求快速传输给生产方，生产出更多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甚至可以利用大数据提前预测市场需求，避免无效生产的产生，将制造的产品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进行无缝连接，更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产品满意度，使柔性化和个性化能够更好传输到生产端的各个环节，使新型的消费模式打破传统消费模式的供需关系，更快速精准地对位供需双方。
新型消费模式以形式多样性和发展的个性化促进经济发展。线上经济的发展源于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国互联网经过二十年的发展，通过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的创新和融合，具有创新性的场景消费呼之欲出。由于消费者已经不局限于静态的商品展示，新型消费创造出更适合消费者的场景消费，通过动态场景再现将产品更加多维化、立体化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网红经济、直播经济已经成为新趋势，VR等技术的完善和成熟，使场景消费成为流行趋势。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对更高质量的产品提出了新需求。针对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精准化产品也将更加快速地制造出来，以大流量网红为代表的“颜值”经济和“偶像”经济也将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逾8亿网民的消费升级显示出中国新型消费的强大动能。通过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创新与变革已经是数字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市场空间的增量依然是未来可期。
制度优势是新型消费模式发展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贯穿体现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制度优势也成为发展新型消费模式最根本、最重要的优势。
新基建与新型消费同频共振。数字化是新基建和新型消费的“骨骼”，智能化又是新基建和新型消费的“内核”。线上消费、远程办公、在线教育都离不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犹如新型消费模式的“鸟之双翼”。新基建能够为新型消费开拓更多的创新空间，能够为新型消费提供更多可能，它能够从基础层面进一步广泛地、根本地提升新型消费的用户体验。并且，新基建能够催生更多的新生业态，它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会引发几何倍数的增长，并且带来大量目前无法预知的高成长的新业态。同时，新消费则为新基建指明了更多投资领域，明确清晰目标，进而提升新基建的整体效能。可以说，新基建让新消费更有依托，为新消费则让新基建更有方向。
网络消费增势依然强劲。我国拥有逾8亿网民，内生动力强劲，在疫情期间，更是释放了大量的线上消费动能，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这仅仅是我国线上消费的一次小小的换代升级，新型消费仍有大量潜能可以挖掘。中国市场体量极其庞大，网民数量可观且较为年轻，这为新兴消费模式的迅速市场化创造了条件。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更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数字化生态系统，为新型消费模式发展提供了优良土壤。
新业态需要“新”监管。新型消费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新型消费催生出很多新业态、新行业。新消费的“新”与监管的“旧”产生新的矛盾。一般而言，监管手段会相对滞后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新消费又具有形式多样、变化速度快、即时性、虚拟性等特点，这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新挑战。从监管和新消费的目的和发展的出发点来看，两者都是为了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但是当前的监管手段尚未赶上新型消费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加强网络治理，优化发展大环境。创新监管制度，推进跨部门协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造适合新型消费模式健康成长的监管模式。同时，还要发挥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为优化市场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数字+消费”为产业升级指明方向。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时代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且也在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消费习惯。我们要积极拥抱“数字+”，让生产者精准对位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高度匹配。随着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战略点已经从产品至上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主的买方市场，只有通过“数字+”才能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情感化产品。要紧紧抓住这一规律，掌握新消费时代的数字化所带来的数字化赋能，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并给予其实现的渠道，这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同时应该看到，虽然我们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成绩斐然，如生物识别技术、移动支付等，但是底层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应该加强底层技术的创新和投入，久久为功。
挖掘下沉市场的巨大潜力。我国内需市场巨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的潜力正在逐步显现。在逾8亿的网民中，农村网民的数量只占很少一部分，随着我国新基建的发展以及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网民将成为新型消费模式的潜在人群。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返乡，应尽快推进相关优惠政策，激发农村转移人口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
鼓励中资企业走向国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网络空间中，天涯若比邻。中资企业要发挥在数字领域的优势，重构传统消费模式和商业逻辑思维，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放，鼓励消费供应链上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不断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