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现在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首要原则、核心准则。有必要以此重新审视中国金融改革。
准入市场化
在机构准入方面，中国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恰恰是“小而不能倒”的问题。因为监管部门要承担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责任，自然对小机构的准入采取了过于谨慎、阻碍发展的态度。解决的办法，未来10年，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市场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除了要建立存款保险、投资保障基金、进一步严格机构审慎监管措施外，必须加强对存款者、投资者的教育，使整个社会能适应市场风险。在建立机构市场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后，应迅即全面地梳理与修改相关制度，允许国内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各类金融机构。
在金融产品包括创新产品准入方面，监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审批、核准、备案”所分别定义的内容，进行产品准入的监管。不允许监管部门变相或者暗中以各类实施细则的形式，实质性地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金融管理。
可以预期，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应抓紧择机推行如存款利率先窄幅浮动的改革方式。同时，可通过不断推进理财市场，推动金融部分“脱媒”，加大传统金融业务压力，使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
完善金融市场
市场统一，必然提高效率。解决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债券市场多头管理、市场分割等问题，不存在任何理论争议，能否统一取决于金融最高决策者的决断。各地“各自为政”的各类场外交易场所(包括产权交易所)的合并集中，同样不存在任何理论上、技术上的困难。关键是中央政府要下决心、指令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
伴随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应尽快鼓励民间资金与亚洲相关机构合作，组建跨国评级机构，评估亚洲债券，支持亚洲市场的发展。
鼓励私募基金可按国家现行法规运作。法规不完善的，可以完善。但不宜出台行政审批性质的“产业基金管理办法”。政府可以出台相关办法，主要用于约束用纳税人的钱投资私募基金的行为。
继续坚持吸引外资的政策，但重点必须是引进有利于改变我国发展方式和提高竞争力的技术、管理、人才，而不是单纯引入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应严格控制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包括商用地产)，与此相违背的政策制度，应尽快予以纠正。
对金融市场的面向境内交易者的各类制度创新，包括股票发行制度、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原则上，早开放、早主动，早试验、早收益。但对一切涉及放大信用杠杆的金融产品创新，应坚持“以我为主”、“以实践为主”的原则，结合宏观调控需要，通盘考虑。对于打通境内、境外市场通道的各类创新，不能“孤军深入”，必须视国家金融开放战略部署有序实行。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信贷、税收、担保、工商、统计等各项政策的协同。
按普惠原则，对于一切从事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企业进行信贷支持的各类机构，一律给予政策优惠，以更广泛地动员金融资源。
严格设定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和经营区域。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以其经营业绩为激励，鼓励该类机构升级、跨区跨经营，也不应轻易鼓励走全国连锁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同样，对这类机构的投资人及投资比例限制，应尽快放开。
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金融支持“三农”问题，相当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义。对此，除了要有各种财税政策优惠外，必须出台限制农村资金回流城市、鼓励城市资金流向农村的明确政策。
鼓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关键是，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经营，要真正尊重农民意愿，支持农民创造的各种经营方式，杜绝一切不应有的行政干扰。在监管上，要“往后退”，切忌照搬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将监管沿海发达城市现代商业银行的政策，简单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滞后、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上。
一切涉农金融机构的业务，应享受普惠政策。今后政策性业务可以公开招标，由普通商行承担，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须单独到账，分别考核。
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不应缩减，而应进一步加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大可不必搞股份制、公开上市，更不应该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当前中国不缺商业银行，缺的是有实力的、经营得道的政策性银行。因此，不应鼓励政策性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更不应鼓励转向兼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综合性银行。
国有金融资产管理
当今中国，国有资本基本控股全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这违背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同时，产业与金融的密切关系，不利于充分体现市场竞争原则；民间资金基本被排斥在外，也不利于中国高储蓄状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
应尽快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原则。在现阶段，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管理规模越大、增值越快越好”的单一的商业原则。国家应确立目标，将不同类的金融企业区别为应绝对控股和可以相对控股的两类，实行股份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方针。坚决杜绝“一刀切”商业化。
中央和地方金融资产的管理，可坚持财政归属主体不同、管理相同的原则，纳入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的统一部署。地方管理的金融资产，多属中小金融机构，应鼓励由地方持股向民营资本转变，地方集中财力解决公共财政问题。
理顺“党企”、“政企”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控股企业董事长和管理层的职位属性问题。只要是政府委派，薪酬水平一律不由市场决定。反之，则由市场决定，并有随时被解雇的风险。
美国《新监管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Ⅲ》的中心意义，是降低杠杆率，防止微观利润冲动引发信用膨胀。这对中国同样有意义。但是，中国是个潜在增速较高的国家，且是一个高储蓄率、资本跨境流动适当管制的国家，因此应注意发挥好金融功能对挖掘潜在增长能力的作用，不能作茧自缚。在国内结构调整暂时缓慢，社会流动性过多局面下，可以用比《巴塞尔协议…》更严格的标准要求中国的银行业，但切忌在解决短期问题上，用长期性的法律法规予以固化，更不必追求引领世界金融监管改革的虚名。
同理，当国家信贷规模调控处于困难时期，对信托公司“银信合作”等理财市场规模予以暂时性的控制，这是不得已的短期措施，同样不能用长期性的法规制度予以固化，更不能用类似银行监管的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去约束本质上与银行不同的信托、基金公司的业务。
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各有利弊。在金融创新活跃期，若在金融监管部门分设的情况下，必须设有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需要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监管，进行对口管理。对于实际执行某种金融功能的，“影子”机构，需要根据“功能大于形式”的原则，应由有关监管部门备案监管。
中国国土辽阔，要切实在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同时，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特别是落后地区、瓶颈行业的发展。关键是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落后的地区，对现代化大商业银行和边陲落后地区的小金融机构，必须分类处置，实施不同的监管标准。不能“一刀切”、一律简单套用国际监管标准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监管标准。
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协调的完善，不在于成立由多高职位领导挂帅的机构，而在于以法律法规，明确需要协调什么，健全的协调机制又是什么。如果仍维持现在的组织架构，则应明确包括文件会签的时限、部门不同意见表达的方式、最后协助最高决策者的智力援助如何形成等。
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人员之间调动，需要坚持一定的“防火墙”制度，监管部门不能直接违背《公司法》，任命、指派被监管企业管理层人员。
当今全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国的金融市场已深度统一，市场上任何一项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出台，往往会波及全国。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批准各地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区”之类的方案时，不宜再提“先行先试”之类的条款，不要再给政府的宏观调控另找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