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昂首迈入了新时代。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经历了由低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再到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转变，区域发展政策日益完善，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深入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历程，分析研判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对于加快提升区域经济协调程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为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在理论、政策、战略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政策主张。回顾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重点发展内地、追求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10%，其中70%以上又处于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决策层积极探索和创新，逐渐形成并实施了重点发展内地、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1953年，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想。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合理布置沿海和内地生产力的布局问题逐渐凸显。“一五”时期，为了适应建设区域经济的需要，国家根据各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原有经济基础，将全国划分为沿海与内地两大经济地带。针对历史上形成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状况，毛泽东同志精辟论证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即“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而且明确指出，在利用沿海工业基础的同时，要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实现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目标。1958年，中央设立七大“经济协作区”，试图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色、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比较完整的经济区域。20世纪60年代，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家从国防需要出发，根据各个区域国防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上将全国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等三类区域。其中，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在这一战略布局和政策引导下，国家不仅在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而且以行政指令方式将沿海地区的重要企业整体或部分向内地迁移，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过去极不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初步奠定了内地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提高，与沿海的差距有一定程度上的缩小;各个地区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独立完整的经济结构和体系。
然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虽然对于改善中国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加强内地经济基础起到积极的作用，却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东部沿海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机遇，加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1965—1978年，中国国民收入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10.1倍扩大到16.2倍;与日本的差距由0.4倍扩大到6.9倍;与联邦德国的差距由0.7倍扩大到4.2倍。就是与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中国的地位也相对下降了，196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国民收入的80%，而1978年则上升为90%(刘国平，2000)。
2.实施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78—1990年)
针对改革开放前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弊端，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提出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由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转变，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也相应地由向内地倾斜转变为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形成辐射示范作用，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1979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率先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在此基础上，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区域不断扩展延伸。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为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闽南三角地区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1986年通过的“七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大地带的划分，并界定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范围，着重突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地位，将国家投资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考虑到实施非均衡发展可能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先富带后富，要实现东西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决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1988年9月，邓小平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沿海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是共同富裕构想在区域发展战略上的总体阐释，强调了区域经济非均衡中的均衡，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要求，为20世纪90年代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顺应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家重点项目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大幅倾斜。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82年至1989年，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累计投资分别为1214.1亿元、712.2亿元和285.8亿元，分别占累计总投资的48.8%、28.6%和11.5%(不包括未列入地区的投资)。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重点项目投资比例为1∶0.59∶0.24。东部地区投资额比中西部总投资还高，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投资差距巨大。改革开放后的10多年，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战略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不仅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整体高速增长的支撑点和强大的“经济引擎”，而且也形成了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明显。这可以从改革开放前后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反映出来，1952—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4.63%、2.92%、3.53%，而1978—199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快速提升至8.28%，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也分别达到6.73%和7.10%(马洪、刘中一，1997)。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快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区域发展差距较改革开放前有所缩小，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从“八五”计划开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方向。具体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初步形成阶段(1991—2003年)。1991年3月，《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首次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并指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的指导思想，并强调“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区域战略部署的调整，中国在继续推动东部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着力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并于2000年1月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提出“中部地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等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路。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正式实施。从区域发展的相关战略规划来看，这一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要针对问题较为突出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并没有兼顾到中国所有地区，还未能真正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政策效应还未显现，东部地区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还较低，区域发展差距甚至还有所扩大。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阶段(2004—2012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着“不东不西”的尴尬局面。2004年3月，温家宝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至此，中国形成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一五”规划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提出要“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同时还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突出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中国国土管理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理念上的伟大创新，使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不断完善，进一步深化了对区域发展规律的认识。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发展布局结合起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含的内容更加全面、内涵更加丰富，也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效果，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缩小，2004年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区域的人均GDP比值为1∶0.70∶0.44∶0.37，到2012年，这一比值为1∶0.80∶0.56∶0.54，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相对东部地区有了明显的增加，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区域政策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动能、新气象。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科学决策，对区域协调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性举措，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积极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更加全面、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良好态势。这一阶段，国家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四大战略，构筑起“四大板块+四个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有助于形成内外兼顾、陆海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把协调发展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强调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更加明确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和价值取向，必将进一步推动完善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也将更好地培育和释放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动能，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国内外学者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林毅夫等(1998)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把人均GDP差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差异和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改革开放20年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地区差异变化的经济原因。金相郁等(2006)利用CV、HHCI、TEC、MLD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势，包括省际发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王贤彬等(2017)采用全球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重新评估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动态趋势。这些实证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部分按照“十一五”规划提出并沿用至今的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划分方法，利用人均GDP变异系数、Theil指数等实证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31个省(市、区)及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演变，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发展的科学决策。
1.以中国省域人均GDP衡量的区域经济差异
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收集1952—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人均GDP，计算出相应的人均GDP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初步反映中国省际经济发展差异状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省际经济发展的差距总体上呈现相对缩小的趋势。从人均GDP的标准差来看，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省际绝对差距还比较小，主要是由于受改革开放前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当时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比较低，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东部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但东中西部省份之间的总体差距仍然不大。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后，东部沿海省份的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人均GDP的标准差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省际绝对差距快速扩大。从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省际相对差距出现了阶段性的波动，但总体上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呈波动上升态势，由1952年的0.585波动上升至1978年的0.976，说明这一阶段中国省际相对差距还比较大;1978—1990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由0.976持续下降至0.607，省际相对差距不断缩小;1990—2003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有所扩大，但幅度不大，由0.607增加到0.764，省际相对差距拉大;此后，人均GDP的变异系数由2003年的0.764下降至2018年的0.446，省际相对差距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说明中国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进一步地，可以从人均GDP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比值来反映省际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一比值先是由1952年的7.4∶1上升至1978年的14.3∶1，1974年达到最高的17.9∶1，再由1978年的14.3∶1下降至2018年的4.5∶1，充分说明了中国省际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这期间人均GDP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比值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与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52年人均GDP最高的为上海，达到430元，人均GDP最低的为贵州，只有58元，两者比值为7.4∶1;1978年人均GDP最高的为上海，达到2498元，人均GDP最低的为贵州，只有175元，两者比值为14.3∶1;2008年人均GDP最高的为上海，达到74504元，人均GDP最低的为贵州，只有9390元，两者比值为7.9∶1;2018年人均GDP最高的为北京，达到140000元，人均GDP最低的为甘肃，只有31336元，两者比值为4.5∶1。2014年人均GDP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比值达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最低点，为4.0∶1。(实证分析过程略去)。
2.以Theil指数衡量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基于Theil指数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情况。从反映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Theil指数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呈现“扩大—缩小”的波动变化并不断趋于缩小的过程。具体来看，1952年反映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T值为0.0528，到1960年T值达到一个高点，为0.1005;1960—1967年，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在缩小，T值由0.1005下降至0.0473;1967—1976年，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又呈扩大趋势，T值由0.0473上升至0.0739;1976—1990年，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再呈缩小趋势，T值由1976年的0.0739下降至1990年的0.0365;1990—2003年，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又在扩大，T值由1990年的0.0365提高到2003年的0.0581;2003—2018年，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再次趋于缩小，T值由2003年的0.0581下降至2018年的0.0303。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有所波动，但从70年来的发展演变来看，未来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将呈现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指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将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构成来看，区际经济差异在1986年之后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影响都要高于区内经济差异，说明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1952—1986年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更多取决于区内经济差异，说明这一时期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省份之间的差距较大，四大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还相对不明显。而1986年之后区际经济差异在区域经济总体差异中的比重都高于区内经济差异的比重，2004年区际经济差异的比重达到最高点，Tb/T的值为71.22%，此后这一数值呈现下降趋势，到2017年Tb/T的值为58.63%，仍高于Tw/T，说明四大区域间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但这一差距仍然较大，是影响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区际经济差异变化情况。区际经济差异反映了中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情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际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1952—1990年，区际经济差异的变化比较平稳，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Tb值由1952年的0.0171变化为1990年的0.0199。1990—2003年，区际经济差异逐渐拉大，Tb值由1990年的0.0199扩大到2003年的0.0407，增加了一倍多，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003—2018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区际经济差异呈现下降趋势，Tb值由2003年的0.0407下降至2018年的0.0178，下降幅度较大，四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缓解。
区内经济差异变化情况。区内经济差异反映了中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情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内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区内经济差异的Tw值基本维持在[0.0121,0.0181]这一区间范围内，2017年的Tw值为70年来最低，只有0.0115，区内经济差异达到最小的状态。进一步地分析四大区域内部经济差异情况，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最大，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8—2015年东部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已小于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变化曲线与中国总体的区内经济差异变化曲线基本吻合，而其他三个区域的内部经济差异变化相对较小，说明中国区内经济差异主要是由东部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导致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内部经济差异较小，且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对中国区内经济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举措，切实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明确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取向，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于增强中国区域发展协同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展望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将不断丰富和完善。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持续推动落实，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仍将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加快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好地发挥其协调区域发展的战略效应，关键在于实行分类指导，优化调整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西部地区实施大开发战略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受限于交通区位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发展程度依然较低，未来仍需要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加快推进发展，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住贫困地区脱贫这一历史机遇，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着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化水平;持续推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提升生态保障支持能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东北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机制僵化，结构性矛盾突出，要加快东北振兴必须更加强调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找出路，围绕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问题重点突破，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推动改革深化，使东北经济真正“脱胎换骨”。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未来发展的方向首先是应进一步强化区位交通优势，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其次是要激活人才、市场、资源等优势，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更好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拓展西部地区市场;再次应增强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的集聚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要素流动;最后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提升中部地区整体竞争力。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未来应着力强化作为改革开放创新领头羊的使命担当，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重大制度探索，引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在转型升级、体制创新和全面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增创东部地区发展新优势。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就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进行部署，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当前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更加突出“带动”和“协同”，更加强调将区域发展的“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增强区域发展的联动协调性。为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未来中国区域发展必然要求加大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建设力度，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引擎，协调解决跨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难题，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关系。进一步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必将要求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破除阻碍区域合作与公平竞争的各种障碍和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优化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创新发展，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将开展更多区域间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会更加支持区域合作的组织保障、规划衔接、政策协调、利益分配、信息共享、争议解决等机制创新。区域互利互助机制将不断完善，进一步健全东部发达省份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欠发达省份的对口支援制度，在推动资金、项目帮扶的同时，将更加强调加大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帮扶力度，以增强欠发达地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对口支援从单方受益为主向双方受益深化，形成区域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区际补偿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将更加健全，在流域上中下游生态保护补偿、资源开采地区与资源利用地区之间的利益补偿等方面不断探索机制创新，促进区际利益协调平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上的全面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表明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为主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于推动和引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未来区域发展将进一步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统筹对接，鼓励国内各个地区参与并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促进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着力推进“五通”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未来将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要求，努力探索解决“大城市病”的中国特色道路，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同类区域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要以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领域为重点，促进京津冀形成交通互联、生态共治、产业关联的分工协作格局，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努力将其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发展落差，推动大中城市错位发展和协调发展，有序有效有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方面，充分认识到长江经济带联通东中西部地区的独特优势，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优化沿江城镇、人口和产业空间布局，推动长江上中下游互动合作，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更好地发挥长江经济带作为促进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带的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生态宜居宜业宜游水平，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区域发展和全面开放中的辐射引领作用，将其打造为对全球具有辐射力、带动力和吸引力的国际化大湾区。
老少边穷地区是中国特殊困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滞后是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短板和关键瓶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放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凸显了党对老少边穷地区的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滞后则是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实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重点就在于老少边穷地区。可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必然会更加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不断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各类基础设施向老少边穷地区延伸和倾斜，着力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教育事业、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老少边穷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用好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释放发展潜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加强老少边穷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突出绿色扶贫，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坚持大扶贫格局，创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对口帮扶模式，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金融扶贫、定点扶贫以及项目、技术、智力等灵活多样的扶贫方式，凝聚扶贫开发强大合力，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贫支持力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区域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绿色发展不仅是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也是评价区域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当前，全球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经济正面临着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正进入快车道。今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强烈，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以及有利于绿色消费的行为模式和制度体系，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统筹协调推进区域绿色转型发展，优化区域生态格局，全面提升各地绿色治理能力，将是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深刻论述，将为各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实践指明路线图，推动形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气象新格局，汇聚起区域绿色发展新动能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