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主政治形成初期，实力雄厚的党派就与社会运动结盟，但运作方式却因各国政治制度不同而各具特色。在美国，这种结盟影响了整个“杰克逊时代”（Jacksonian Era），并延续至今。美国选举制度中特有的“选举人团”和“简单多数制”，也体现了独特的结盟风格。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本报记者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教授丹尼尔·施洛茨曼（Daniel Schlozman）进行了采访，以政党与社会运动的结盟作为切入点，为理解美国从内战至今的政党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
激进的活动家往往被抛弃
施洛茨曼表示，美国政治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时间转折点，包括1860年、1896年、1936年、1968年、1980年等，都有同样的规律，即民众通过大型社会运动表达激进需求，某个政党作出回应，二者试图结盟。因此，了解“结盟”的过程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国两极化的政治体系。而当今美国的很多热门话题，如种族、财富、工作等，都可以从政党和社会运动的结盟中找到一些答案。
施洛茨曼认为，在理想状态下，美国政党和社会运动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共赢的局面。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党派，另一方是运动组织者，双方拥有相似的视角和利益。运动组织者会说服党派中的实用主义者，确保合作不会影响党派的形象，也不会打扰到党派的其他联盟。进入党派内部后，运动组织者通过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力，运作党派选举中最需要的四样东西，即时间、金钱、选票和争取选票所需要的人际关系网，控制进入党派内部的入口，使新的同盟者不能随意进入。党派则有能力控制政府及其资源，作为回馈，党派会为其盟友制定或执行相应的政策。由此可见，运动组织者这个位置非常关键。施洛茨曼强调，运动组织者一般都是较为激进的活动家，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非常有献身精神，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成功；另一方面，结盟的代价往往是政党抛下激进的活动家，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历史上最著名的五次结盟
施洛茨曼在其新书《当运动联合政党》（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中，主要考察了历史上五次著名的结盟关系。在五次结盟中，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劳工运动和民主党、20世纪70年代基督教右派和共和党是两个至今仍成功的案例。其中，工会和民主党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拥有深厚的合作关系。在最巅峰的状态，工会代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这两个案例充分展示了结盟如何在政治中塑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虽然两个案例看上去极其不同，但它们是美国历史上党派与运动结盟范围最广、关系最深厚的案例。
而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则在试图与民主党的联合中失败。在这两个失败案例中，即使在运动达到最大影响力的时刻，党派仍未接受同盟。在施洛茨曼看来，这是因为政党认为联合会伤害自身核心利益。等到党派考虑成熟、靠近运动的组织者时，该组织已经开始解散，因此，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可能性也就消散了。另一个特别的例子是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的废奴运动，它虽然顺利地进入共和党，但未能在非裔美国人和共和党之间维持同盟关系。当时的共和党由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控制，共和党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利益安排，放弃一开始的传统，使得联盟遭到破坏。虽然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联盟，但仍以失败告终。
用政策和影响力交易资源
施洛茨曼认为，政党会一直寻找外在支持者。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合作不是简单地互投赞成票，而是通过制定、执行相关政策和塑造党派的意识形态，发展一种长期运作轨道。在两党制的美国，获得多数选票就意味着赢得选举和权力，因此，运动组织者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放弃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帮助党派在选举中获胜。当社会运动被有效地组织，并建立起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网和最大化地使用新科技（如社交媒体）时，党派就会非常乐意与其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能量会逐渐消散在博弈的政治之中。运动组织者需要对团队进行必要的维护，保护政策胜利果实。最后，他们试图与党派建立有效循环，用政策和影响力来交易选票和资源。当双方都获利时，这种合作循环就会持续下去，其存在的合法性也就逐渐被广泛接受。
谈及21世纪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结盟，施洛茨曼分析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未能形成持久影响力的原因。两者虽然都希望能够修改或重塑美国政治，但前者的组织缺乏等级性，在与政党面对面谈判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基本能力；而后者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为小党派而非社会运动，因此缺乏独立的目标和支持者。相比之下，移民运动则在前期开展得很成功，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以社区为组织，使用一系列的多样策略，并团结在清晰明确的思想背后，最大可能地争取政治上的支持。 （本报华盛顿9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