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发展成就卓著，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学科影响力逐渐扩大。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一重要指示激励着中国社会学者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刻苦钻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者应勇担新的历史使命，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
始终与时代同行
社会学从来都是与时代同行、直面社会现实、探究社会演变之理的学问。
19世纪末，面对民族危亡与国力衰弱，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西方社会学思想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经世致用的“群学”，探究国家治乱兴衰之因，以求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秉承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本土经验调查为特色，推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起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吴文藻、费孝通、梁漱溟等老一代社会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结合，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推动社会改革。在战火纷飞中，他们虽历经磨难，但学术追求与人文关怀始终不改，树立起中国社会学的独特风格，其研究成果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的一个窗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次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凸显国家建设与发展对社会学的呼唤，使中国社会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推动了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进程中的诸多特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开展诸多扎实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研究”、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好了解中国社会现状、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40年间，中国社会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成为改革开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和谐社会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每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每一个关系人民福祉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学者都积极参与、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人文关怀，兼顾资政启民，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突出的学术价值、时代担当和主体性格。
研究成果丰硕
40年来，中国社会学不仅开辟出诸多富有洞见的研究议题，还通过国际学术对话提高本土理论的开放性;不仅通过反思和创新谋求发展，还通过“重新补课”进一步挖掘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与脉络;不仅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中发现真问题、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提出新范式，还以这样的“文化自觉”延伸自身话语的“解释链”。
在社会转型理论方面提出许多重要观点。比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的过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改革逐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带动社会系统性特征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某些方面指标的变化，而是总体的、全面的转型;等等。围绕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展开对话，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建性和启发性的观点。比如，转型过程不仅包含社会现代化，也包含社会发展;转型的同时伴随着制度延续与创新;等等。
在中层理论建构方面取得诸多原创性成果。比如，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发现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资本形态，与西方社会的“弱关系”不同，中国社会的“强关系”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城镇化研究中，指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乡村工业化，特别是温州、晋江、苏南等地的经验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补充和丰富了“自上而下”(由中心城市带动乡村城镇化)推进城镇化的理论;在劳工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劳动体制、“老工人”与“新工人”等研究议题与概念;在社会治理研究中，深耕基层治理、关注组织制度变革，并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之外提出了“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
伴随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大量具有鲜活本土意识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涵盖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建设等众多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创新和数据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持续开展，为了解社会动态、进行学术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支撑。
40年来，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者既感悟到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也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些变化交汇在一起，一方面可以验证社会学经典理论假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了多面向、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机遇。
中国社会学者愈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的翻版，也不是对自身传统的全盘否定;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最佳的转型模式，也不存在现成的转型模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叠加，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并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这一过程呈现出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文化复杂交错的新特征，社会组织方式、分工模式、运行机制、治理体制都在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矛盾、问题与挑战，但中国都能成功应对，始终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改善。这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独一无二的特点，西方理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更难以给出答案。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学者形成了共识：应该建立也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从理论层面解答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能够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另一方面，要从实践层面阐明处于世界复杂格局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组织模式甚至文化观念的重要变量。特别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对人类社会分工逻辑提出严峻挑战。社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加强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分析、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社会学者要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努力提高研究水平，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中国社会学者应胸怀大志、放眼世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气魄，保持定力、提升能力，不做消极的批判者，而要努力成为积极的理论创建者和民族复兴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提出更多原创性概念。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质的研究范畴，但在深入研究当代实践时仍不免感到缺少合适有效的概念工具。同时，在研究中还存在碎片化、整合不够，难以对西方偏见或错误观点作出有力回应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学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形成适用于本土实践的理论研究机制，催生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
提高学科建设水平。40年来，虽然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学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独立性，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关性不强，学术问题之间的隔离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还面临着优质学术期刊数量不多、对年轻社会学者的激励不足、学术成果考评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这就要求创新科研体制，加强学科建设，完善专业方向，提升整体学术水平，推动中国社会学实现新发展、新突破。
倡导多学科交流合作。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社会学提出了众多新的研究课题。应该看到，在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单一学科已经越来越难以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分析、解释和预测，加强多学科交流合作势在必行。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和特权，多学科融合发展正在成为新思想萌发的重要推动力。这就需要打破哲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突破狭隘的思维定势，在多学科交流合作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创新发展，以更好地分析和指导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