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古史，每每读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其师若虎狼，势如破竹，生灵涂炭，神州萧条，便为中原文化捏一把汗。其后，往往峰回路转，有惊无险，异族胜于武力，却终要拜倒在汉文化面前，被其同化。其中，江南对中华文明薪火存留贡献极大——如五胡乱华，晋室东渡，士族文化扎根三吴大地;靖康之难，宋室偏隅江南，文化却臻于极盛;清廷入主中原，唯江南反抗尤烈，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笼络江南士子……笔者总以为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江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肥田沃土，造就了令人称羡的文化资源。可是，事实并非全然，经了解与周文化相关的史料，笔者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江南文化之根，不在宋，不在晋，而在上古时代的周。
吴地千古怀仲雍
江南虽地处海隅，与陕西相距数千里，但从未置身于华夏文明主流之外。这一切发端于3100多年前泰伯、仲雍让国南来，使周文化在这片灵山秀水之上扎根，并反哺中原文化，是对中华文明之独特贡献。
太湖与扬子江间有城曰常熟，虞山东岭仿若一条绿丝带蜿蜒入城，山岭下，常熟博物馆北侧，有石阶进入虞山，入口清权坊刻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踏着湿滑的石阶，拾级而上，便步入一山烟雨中。一伞轻细的落雨声，满眼碧绿的山色，一座青冢掩映其中，长眠在此的主人，就是与民同耕的仲雍。
而远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周原箭括岭南岐阳村，有一座三王庙，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吴姓后人来此祭奠。庙里供奉的是周文王、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季历的父亲古公亶父，也就是三王，另外放着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的神位。3100多年前，泰伯、仲雍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为了父亲古公亶父的心愿，主动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他们离开周原，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远在天边的太湖流域，建立句吴国。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里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泰伯、仲雍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驳。
周原历载生民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周的祖先后稷是尧时的农官，姬姓。舜帝时，受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如今那里有清代陕西巡抚题写的姜嫄墓冢——姜嫄圣母墓。到周文王的十一世祖公刘时，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公刘带领族人渡过渭水，来到豳地(今陕西省彬县一带)，过着农耕生活，周族开始兴起。商朝武丁三十二年(前1219年)，地处西北广阔地域的鬼方、羌方、土方等游牧部落，开始壮大，不服商王朝管束，于是，武丁率兵亲征，此时豳的首领是仲雍的祖父公叔祖类，他带领族人参与征讨，战功卓著，取得商朝封号。公叔祖类去世后，仲雍的父亲古公亶父继位，那年仲雍9岁。虽然此时的豳国地域和人口都有所扩大，但仍无法单独与相邻戎狄抗衡，仍受到对方的不断欺凌。康丁三年(前1146年)，古公亶父不顾众人反对，决定放弃祖业，离开故地豳，向南迁徙。豳国民众因不肯为戎狄所奴役，大多数人跟随亶父，一路往南，迁移到今天岐山、扶风一带的荒原，成为周的发祥地，于是后人把这里称为“周原”。
来到周原后，创业维艰，古公亶父创新生产方式，发明了井田制的雏形——助耕制，把田地分给民众，自耕自获，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给国家，剩下的全部归个人，一下子解放了劳动力，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在这年，古公亶父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第三个儿子，初起名为“季”。这件事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诗经》记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泰伯仲雍走他乡
之后，历史的车轮仍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滚动，在古公亶父的治理下，周日益强盛。而仲雍的足智多谋也得到父亲赏识，将其封于先祖后稷劳作过的地方——夏墟。武乙八年(前1140年)，连最小的儿子季也结婚了，娶的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商代大姓任氏部落酋长之女，也就是太任。很快，太任生下一个男孩，古公亶父为其取名“昌”，寓意周族昌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由此，古公亶父开始考虑王位继承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制度，王位传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要想把王位传给昌，必须先传给季，而季不是嫡子，是到周原后娶的姜氏所生，而泰伯才是合法继承人。
恰在这时，父子产生了分歧。古公亶父认为商朝不行王道，日趋衰落，周可以趁机脱离商朝的统治，寻机取而代之。泰伯不同意父亲的看法，认为灭商的时机尚未成熟，双方的力量对比尚未发生实质变化，还需静待时日。而次子仲雍，因封地靠近商，对商朝的实力更了解，同意泰伯的看法。三子季的观点则同父亲保持一致。这样，就更加坚定了古公亶父传位给季的想法，并特意为季改名为“季历(歷)”，古代“歷”有跨越的意思，含有开疆拓土的寓意。
泰伯、仲雍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兄弟二人为了成全父亲，又不引发内乱，经过深谋远虑，决定远走他乡，避位以让国。他们为此找了个由头——到衡山采药为父治病，他们带上一队人马，从周原出发，历尽千辛万苦，沿渭水南下，后顺江而行，来到太湖之畔的吴地。一开始，难免和当地部落发生冲突，他们讲求以和为贵，为了融入当地，仲雍与兄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并将自己的先进农耕经验传授给当地人。很快，他们在这片沼泽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句吴，当地人民拥戴泰伯为句吴之主。泰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他们开创的句吴文化成为吴地文化的源头。
开创吴地成至德
仲雍与长兄泰伯把周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荆蛮之地，把周的政治制度复制到这一地区，建立起了句吴国，使得当地民众从渔猎生活直接过渡到农耕生活，开创了吴国此后600余年的基业，并伐楚攻晋，北上中原争霸。这种开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势基因，而谦逊的避让，也避免了兄弟相煎、煮豆燃萁的流血冲突。更为可贵的是，与许由逃至箕山以水洗耳、卞随投颍水自戕、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不同，泰伯、仲雍的让国，不是消极地弃世，而是体恤父意，成全兄弟，有所作为地让。尤其是仲雍，他以谦逊揖让之礼，摆正了自己与父亲、与兄长、与侄子晚辈之间的关系，不私不争，得以善始善终。而且，仲雍在吴地的开拓思路，有别于泰伯，泰伯以移入为主，仲雍则是以融入为先导，以和为贵，从而形成了多元而又包容的吴文化。
因此，孔子特别推崇他们，将其归为“至德”，这在儒家的处世哲学里是最高境界。而这种“让”的意境，包含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慈爱谦诸多方面，也正是儒家学说的现实来源。商纣王十三年(前1063年)，仲雍去世，因其让国之前的采邑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一带)，后人又称其为“虞仲”，安葬他的常熟乌目山更名为“虞山”。
而今，太湖有名橘曰“洞庭红”，正值秋末初冬上市。时节这样好，正应嗅着那一丝香甜，访一访虞山。临去，想起李太白的诗：“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想必这也便是泰伯和仲雍对后人的巨大感召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