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南北朝中北朝的第一个政权，由拓跋氏建立。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于公元471年， 这时虽然距拓跋珪定国号为“魏”已经过去了73年，但落后的文化、制度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充斥到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鲜卑贵族仍保留着游牧时期的风习，喜欢依靠暴力抢劫或肆意搜刮的方式攫取财产和人口，朝廷缺乏规范的官俸体系，经常以颁赏的方式来分配财富;朝廷虽然任用了一些汉官，但一些鲜卑旧贵族内心里拒绝接纳他们，认为“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有的则提出鲜卑人的特性就是勇武，崇尚儒学会丧失种族优势;国家没有统一的土地和租税制度，州、郡、县争相收取租税，所使用的衡器也大小不一，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史书将他们称为“饥鹰恶虎”;虽然推行汉化多年，社会上仍流行穿胡服、讲胡语，汉化成效不明显。
孝文帝继位时年仅5岁，由祖母冯太后养大，未成年前由冯太后执政。孝文帝年轻时注意学习儒家经义、史传百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他23岁时冯太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随即便掀起了一场全面改革，当时的年号是太和，这场改革也被称为“太和改革”。
“太和改革”由孝文帝亲自设计和主导，是一场全面、系统性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效仿汉族王朝礼仪建明堂、太庙，制定郊祀、籍田等制度，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在中央建立系统规范的官制，颁布《职员令》，确定百官秩品，官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共18个品级，分别制定了俸禄标准，解决官制混乱和缺乏薪俸制度的问题;在基层实行“三长制”，即邻、里、党组成的乡官组织，以此加强户籍管理，取代过去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克服地方豪强隐匿包藏人口的弊端;颁行均田令，根据性别不同对成年百姓制定了具体的授田亩数，分露田、桑田两种，露田种植谷物，不许买卖，15岁以上男子一般授40亩，女子减半，这些田地需要在70岁时交还国家，桑田主要用来种植桑、榆、枣树，可以买卖，不用交还国家;统一租税制度，其中收租以一夫一妇为基本单位;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百官改着汉人官服，禁用胡语，规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由孝文帝亲自推动的这场“太和改革”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经过改革，北魏所管辖的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日益活跃，百姓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改革后，从鲜卑统治者到社会各阶层对汉族先进文化、制度接受的程度进一步加强，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社会转型，使其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历史上称北魏的这一时期为“孝文帝中兴”。
吏治保障了“太和改革”的成功
这是一场任务极为繁重、过程极为艰难的改革，但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王朝中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孝文帝抓住了怎样的改革关键点呢?
一方面是因为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先进文化、制度对落后文化和制度的取代;另一方面，孝文帝本人的改革意志和决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改革面临保守派阻挠和挑战的时刻，孝文帝始终坚定改革方向不动摇，对破坏改革的势力进行强有力打击，扫除改革障碍，同时他还注意选贤任能，培养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持续不断向前迈进。
此外，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各级官员是否支持改革、能不能以较强的执行力投身到改革之中也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在孝文帝亲自主导下，北魏颁布了《考课法》，专门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该法分外考法令和内考法令两部分，外考法令主要考核地方官员，内考法令考核的主要是中央官员，规定官员三年进行一次考绩，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罢免，通过考核“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考课法》颁布后，孝文帝亲自主持对五品以上官员的考核，他把关很严， 只有“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贵势、直情折狱”的官员才能被考评为上等。
除了加强日常考核，孝文帝还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为此专门颁布了《御史令》，规定了御史的监督职责和权力。为了给御史树威， 孝文帝经常以各种方式肯定他们的工作，御史中尉李彪为人刚直，因为他监督严格，使得“天下改目， 贪暴敛手”，孝文帝便一再对他进行表扬，在群臣面前特意亲切地称他为“李生”，还表彰说：“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孝文帝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在颁布官员俸禄制时他诏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这个处罚标准相当严厉。在执法中，孝文帝强调“克己忍亲，以率天下”，从而做到不避亲疏、一视同仁，他身边一些亲近的人，无论宗室、戚属还是近臣， 一旦犯法都毫不留情。史书称孝文帝在位时“肃明纲纪，赏罚必行， 肇革旧轨，时多奉法”，这一时期“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是历史上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
从《职员令》到《考课法》《御史令》，都是在用制度来加强官员队伍的建设。由于这些制度规定具体、执行严格、监督到位，因而取得了成效，贤才脱颖而出、庸才被淘汰、贪官被惩处，使官员队伍保持了活力和执行力，从而能够承担起繁重的改革任务。这大概是孝文帝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作者为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