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两汉之际的历史，不能不注意到“节士”群体。
当时所谓“节士”，指那些不依附于王莽政权，而参与东汉或其他刘氏政权的士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在当时有很大感召力。所以王莽政权要拉拢他们，拉拢不成就要打击他们;东汉及其他刘氏政权要团结他们，依靠他们。
节士群体，是观察两汉之际历史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王莽政权与节士
西汉末当轴的王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少年时代，父亲早死，王莽生活孤贫，索性就过上与其他兄弟不同的俭朴生活。《汉书·王莽传》记载他“勤身博学”“行甚敕备”，还能“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在西汉末贵游子弟中无疑是一股清流。
少年英锐的王莽得到了叔父王凤的赏识。朝廷中的诸多大臣，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也都肯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由是大为欣赏王莽。此后，王莽平步青云，即便位高权重也轻财好士，交接人物，史称“虚誉隆洽”。
可是这些毕竟都是表面文章。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大权力铺路。等到他试图染指汉朝最高权力时，笼络人心的小伎俩，就不怎么管用了。
王莽篡汉以后，要征用原来在汉哀帝时做过光禄大夫的龚胜。第一次使命传来时，龚胜以有病为由回绝了。两年以后，王莽又派使者来宣召龚胜。这次排场极大，使者和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涌入龚胜居住的闾里。龚胜干脆说自己命不久矣，连房门都不出了。使者屈尊入门宣诏，并将龚胜大大夸赞了一番，所谓“圣朝未尝亡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也就是说王莽期盼龚胜前来，设计新朝的礼乐制度。
龚胜不为所动，还是推辞身体不好，无法前往长安。使者只能建议王莽批准秋凉以后再征龚胜上路。此后，使者和郡太守每五天来龚胜家里一次，问候起居，并劝说龚胜两子及门人，希望他们游说龚胜把握这次机会。听了门人的建议，龚胜自认大限已到，说道：“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于是从容绝食而死。
与龚胜相似的还有薛方、郭钦、蒋诩、禽庆、苏章、曹径等人，不应王莽征辟，或隐居山林，或托病不出，无负士节。
也有投靠王莽者，比如当时名士纪逡、唐林、唐尊就是例子。他们在王莽政权中封侯贵重，历位公卿，但还是逃不过史家之笔的无情批判。《汉书》中记录龚胜等人传记的末尾，有班固的评论。班固以为龚胜这些人能“守死善道”，郭钦、蒋诩“好遁不污”，他们的所作所为“绝纪、唐矣”!这种评价切中要害，千载之后读来仍有生气。龚胜等节士与纪逡等人的区别，归根结底是能否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站稳脚跟，能否以士人气节守护心中的浩然之气。也正因为如此，王莽笼络人心的那些小把戏，就一下子不管用了。
刘秀推重节士
相比王莽，刘秀在吸纳节士一事上有优势，但与其他刘姓反莽政权相比，刘秀的优势又不那么明显了。
比如，当时最具正统性的更始政权，就很能团结在野之士。更始政权的丞相曹竟，就是不仕莽朝的节士。更始政权希望通过曹竟招来更多人才。此后取代更始政权的赤眉政权，也试图收编曹竟，同样是看到了节士的重大作用。
与占据西汉古都长安的更始、赤眉政权相比，仅仅占据河北的刘秀，就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刘秀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表明自己对人才的渴求。
刘秀辟除曾在更始政权中效力的节士卓茂做太傅。太傅地位尊崇，并没有实际职权，象征意义很明显。当时卓茂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为刘秀建立功勋，为什么刘秀如此看重卓茂呢?范晔说此举和“周、燕之君表闾立馆”有相同目的。
《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为了争取商人支持，着实做了几件得民心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表商容之闾”。商容是纣王之臣，为商人所爱戴。周武王请他出山相佐，就给其他处于观望态度的人作了表率。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初即位，国力衰微，他卑身厚币招揽贤者。有隐士郭隗，为燕昭王师，以此为榜样，更多的贤人如乐毅等辈，纷纷前来，燕国由此强盛。
历史经验提示，人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动力之一。刘秀发现了节士群体对新政权的意义，并尝试通过任用卓茂，吸引更多的在野之士。此后，刘秀还不断表彰节士，从官方角度肯定他们的功绩。比如《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平蜀后，表当地节士李业门闾。郡国书《益部纪》还图画李业形象。更晚的《华阳国志》，称这次行为是“旌表忠义，搜求隐逸”。刘秀拉拢节士为己所用的意图，一目了然。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指出，更始政权失败后，百姓对汉室复兴的期望丧失殆尽。为收拾人心计，刘秀不得不加大对在野节士的拉拢推重，当然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汉书》中记载了诸如刘昆、洼丹、牟长、许杨、周党之流，纷纷加入光武政权，成为新国家的建设者。
节士在地方上的影响
如果只将节士看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恐怕会对两汉之际的历史产生误解。许多节士在地方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组织力，他们往往组织了实际的反莽力量。
《后汉书》中有许多儒生身份的节士，他们多数聚集成百上千的弟子讲学。战乱之中，弦歌不辍，自然清雅异常，不过其中的政治意味也很明显。
比如刘昆组织徒众，于春秋飨射之际施礼用典，以至县令长率属吏观摩学习。王莽得知此事大为警惕，找了个“私行大礼，有僭上心”的借口中止了刘昆的讲学活动。实际上，礼仪是否僭上或容讨论，王莽真正恐惧的是刘昆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
很多节士在乱世中拉起了一杆队伍。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训练士伍，聚保山泽。东汉初年做了三公的第五伦，在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之际，组织宗族闾里，“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
光武帝刘秀自然看到了这批在野节士的力量，不能不拉拢倚重。可是，也有节士不买账，其中最有名的非严光莫属。
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希望老同学出山辅佐，严光反而变易姓名，隐身不见。几经查访，刘秀终于在齐国找到严光，大张旗鼓地将他征聘至洛阳。
严光到洛阳后，刘秀亲自到下榻处迎接。严光开始装睡不理，过了许久，严光对刘秀说：过去尧的时代，还有隐士巢父不愿意参与世务。士人自有志节，何必相逼呢?刘秀只得作罢。
在野之人不仕于东汉，固然有像严光等高洁不好荣宠之辈，也要看到其背后的现实因素。士人们多数在乡里积累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一旦脱离乡里，就等于脱离了这些社会力量，丧失了在地方上的号召力。这种情况是多数在野士人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往往不应征聘，或一至洛阳即称病而返。光武帝自然知晓其中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们返回乡里，成为东汉政权在地方上的代言人。此举保证了东汉初政局的稳定，但也为东汉末豪族势力的崛起，以及诸侯割据埋下伏笔。
进一步讲，东汉政权是一个通过与豪族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政权。刘秀在统一战争中，不断地收编支持自己的豪族，打击反对自己的豪族。东汉初年的多数政策，出发点都是抑制豪族对新政权的干扰。成效虽大，副作用同样明显。特别是东汉皇室的外戚多出身豪族，皇室与豪族联姻，自然有相互利用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东汉政权对豪族的限制很难彻底实施。
顾炎武《日知录》中写道，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两汉之际的节士是代表古人气节的突出群体，的确如顾炎武所论。但是如果不从道德评价的角度考虑，转而深入到当时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又可以发现节士们是一股甚至能够左右政局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