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在海洋的开发和经营上曾长期占有优势，早期对海洋的经略，是在“四海”“九州”“天下”等重要文化观念指导下展开的，海洋意识、海疆观念及其实践主要是要伸张“天下”王权，且沿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路演进。秦汉时期作为传统海洋强国的奠基时代，由发展国力、开拓海路开始，至具有军政意义的经略海疆、拓展海洋权益、发展海外经贸等逐步打开局面。在疆域拓展与巩固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有效做法，逐步确立了以陆为基、“江海一体”“陆海一体”架构下“四海”安平的经略目标，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核心，兼顾江、海、陆的拓展路径和地缘战略态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各国争相制定海洋战略争夺海上权益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古代经略海洋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实现“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四海”疆域观为指导积极向外拓展
中华文明中，很早就树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疆域观念，如《尚书》多言“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诗经》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说，其实质反映的是天、地、人高度融合的“天下观”。其中即包含疆域文化观念上“四海”的界定，而对“海”的占有是据有天下的象征。
秦始皇首先开辟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驭格局，竭力将疆域拓展至漫长的海岸线甚至是近海，尤其是在关键节点上广泛设郡县、置僚属，对涉海区域实施有效管辖。如北有辽东郡，总领今辽宁大凌河以东至朝鲜清川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东部山东将“一头独大”的原齐国拆分为齐、琅琊两郡，东南置会稽郡管辖长江以南原吴越之地;后又以五十万兵力，在局势复杂“百越之地”征战数年，拓地千里，增设桂林、象、南海三郡，打通海疆方向共十六郡且连成一体。
汉武帝则处在清除封国影响阶段，着重加强中央对涉海要地管辖权，比较典型的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燕王刘定国因罪自杀除国，后来中央在环渤海一带广设郡县，并置幽州刺史监察之;同样，对“百越之地”除加强监管外，以武力震慑之，如对东南的闽越王郢侵犯南越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并进而控制该区域;再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对南越王相吕嘉的反叛，遣五路大军十余万水陆并进予以平定，并调整设置南海、合浦、交趾、日南、珠厓等九郡，强化了对南部海域的实际控制。这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打破农耕文明在疆域控制方面天然保守特性的束缚，将广义的“天下观”由文化符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疆域统治。在海洋方向持续用力，拓展沿海疆域的同时，也为下一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前提。
此时，中原统治者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已充分表现出对海洋的高度重视，不仅在疆域拓展上落实了“守在四夷”的文化定义，更是初步勘定了陆海疆域的主体框架。
从战略高度把握“陆海一体”的疆域格局
中国历史上具有早熟的海疆观念和海洋意识，对海洋的战略定位也是与陆地紧密相连的，体现了“陆海一体”的总体疆域意识。秦汉时期，从设置实体管理机构、深入开发海洋经济到海上军事力量运用等，不仅落实了典籍中提到的“四海”“六合”“八荒”等概念，实质上是要将力所能及的领域均列入管辖范围，同时也是按照巩固沿海及确保海上安全、打通并扩大江海水陆交通网络的目的展开的，充分展现出以安民养民为主旨的陆海整合的特点。
如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巡游东海登琅琊山后，迁徙三万余人并免去该地12年的赋税徭役;为加强安防建设，在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先后贬谪获罪之人去戍守新辟南海沿线的各郡县，这些稳固海疆的举措力度不可谓不大。至汉武帝时，随着海上军事能力的显著提升，增设能辐射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巡守东南及南部沿海地区的水军中心及楼船屯聚地，如寻阳、枞阳等地，又有《汉书·刑法志》记载“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备云”，显然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战训统合机制，具备了随时应对陆海危机的能力;此外还在南部沿海的番禺、徐闻、合浦等地开设十数个重要港口，作为海上军事基地及海外交通出发地。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将海疆的开拓列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大一统”格局的整体目标，尤其在王朝初创时对东部、东南及南部的战略倾斜，直接体现了陆海一体化整合的治理思路。再有，秦皇汉武都有频繁巡狩海上的活动记录，尤其是秦始皇一生五次巡游有四次涉海，通过祭祀、立碑直接昭告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凡是力所能及、眼所能见的地方均为王朝所属，具有明显的划定疆界(包括海疆)、树立权威的意图。
将确保近海安平与开辟远航线路相结合
中国早期海洋观念最初是建立在“行舟楫之便”与“兴鱼盐之利”的经济目的上的，随着海上能力的发展与持续的海洋探索，不仅实现了“官山海”式的海洋经济财政化，更是以开放、开拓的眼光和胸怀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区域性海外贸易。
同时，积极开展海上军事力量运用及海上作战行动，且规模越来越大，如《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的前后有四次涉海军事行动，如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元鼎五年(前112年)及六年(前111年)，连续两次用兵南越及东越平定叛乱;元封二年(前109年)“断匈奴左臂”，对辽东用兵时，“遣楼船将军杨僕、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等等。这些征伐行动，一方面体现出对沿海、近海疆域战略意义更深的把握，另一方面，江海方向军事交通作用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在远航方面，秦始皇及汉武帝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如秦始皇派人入海求仙，在客观上开辟出了连接北至朝鲜西岸、东至日本九州海岸的四条线路;汉武帝则将王朝影响力由起初的东北亚扩展至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地区。如《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当时的远航线路，同时还记录了官方海外采购奇珍异宝的情况。可见，当时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且常态化，并初步形成了集沿海开发渔盐、近海军事行动及远洋贸易发展于一体的海洋经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