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典籍，其内容主要记述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关于治理国家问题的一些议论和思考，内容包括国家治理中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等各个领域。它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学科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了解唐朝初年社会基本状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一)
《贞观政要》的作者，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吴兢，为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旧唐书》中说他年轻时便“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后经魏元忠、朱敬则举荐，担任史官。除了《贞观政要》之外，吴兢还修撰或参与修撰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唐史》等，修改了《梁史》《齐史》《周史》《陈史》和《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崇尚简约、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吴兢作《贞观政要》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以史照今”“史教论劝”，《贞观政要》所作时代，处在唐朝极盛而将衰的历史时间点上，此时的唐朝社会虽然表面依然兴旺，但危机实已暗藏，吴兢敏锐地发现了唐朝内在衰退的趋势，为求唐朝长治久安而怀忧患而著此书。贞观年间的盛世与吴兢所处时代相距并不久远，文字留存十分丰富，但他认为唐太宗的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并没有得到认真总结，效法唐太宗的治国成功经验比远溯尧舜、文王要重要得多。于是，吴兢没有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链条叙述贞观之史，而是选择君道、任贤等一系列为君日常专题进行归类，其中既有较“大史”更为详实的历史资料，又有内涵丰富的政治观点和治理经验。
(二)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揭示了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大体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君道》是全书的纲，论述为君之道，所以居全书之首。《政体》篇则揭示朝廷政治机构的运转程序和规范。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说明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指出君臣契合方可兴国之道。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揭示出君王与臣下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从不同侧面论述皇朝王位继承人问题。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以德治国问题，记录了唐太宗对仁义忠孝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政治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等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对于政治的重大影响。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第八卷，有《务农》《刑法》等5篇，揭示了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突出了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和坚持法律的严肃性的思想。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讲军事和外交问题，也包括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谈论君王的行幸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祥瑞灾异，以及晚年问题。全书40篇，以《慎终》结束与开篇《君道》前后呼应，颇有深意，其中暗涵警示和鞭策唐玄宗励精图治之意。
(三)
从当今的治国、强国战略回观《贞观政要》，这一处于大唐兴盛时期的经典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书中以叙述为主的风格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历史、感悟历史、学习历史。细细思索可以发现，《贞观政要》重点阐述了三大战略关系，即上下战略关系、左右战略关系以及内外战略关系。这三大关系的处理使得唐太宗能够妥善解决好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人才、文德与武功之间的矛盾，三大关系统筹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是治国策略的根骨所在。
其一，《贞观政要》中的上下战略关系。书中讨论的治国问题是全面而细致的，但究其根本，首推上下关系。其开卷先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引用唐太宗的言论说明为君之重在于“存百姓”，不能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所以民存君存，民亡君亡、民富君富。上下关系战略解决的是国家存亡问题，在之后的各个篇章中，唐太宗一再论及前朝的教训，可见他极为重视这一战略关系，以至于对于由君王私事引起的百姓关注的事件他都谨慎处理。针对这一战略关系，《贞观政要》提出安定天下必定先正为君者自身，而正己必须清心寡欲、虚心纳谏，这是处理上下战略关系的具体方法，“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就是说治国之策最主要的战略论是要处理百姓问题，而处理百姓问题的方法论又回到了国君本身，所以，国君和百姓的上下关系本质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对于上下关系战略的重视和妥善处理，吴兢认为是太宗作为明君的关键。
其二，《贞观政要》中的左右战略关系。吴兢在书中重点讨论了国君任贤的问题，即左右战略关系问题。他将其列为君道和政体之后，可见他十分重视这一层关系。他列举唐太宗任人唯贤的事迹，强调为政得贤人辅佐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组织来说，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君王礼贤下士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历代“善治”之君的共识。书中描述了唐太宗对于人才的渴求和善待，如果说第一篇是阐述为君者应与百姓为一体，那么任贤一篇中就是强调对待人才要像对待自身一样。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不求全责备、不用自身长处衡量别人，根据能力提拔任用，不使关系远、地位低的人产生阻隔。借助众多人才的智慧增加自身的才干是唐太宗作为明君的一条重要经验，所以吴兢提到了魏征的一句话：“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贞观政要》中的左右关系战略，起于君王求谏、主动纳谏，中经群臣直言敢谏，终而达到上下通而为一的治理境界。君主好学能知一人之智有限，于是能容;君主能容则群臣无畏犯君之怒，于是能补;臣补君失则上下齐心而一致，于是能通。唐太宗爱民、能容、好学，以贤臣补自身不足，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其三，《贞观政要》中的内外战略关系。在内外战略关系的处理上，《贞观政要》认为是内主而外宾，孜孜不倦地提高内在修养，则外来的困境自然迎刃而解。“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作者在述过为君、任贤之后，依然讨论的是为君的修养问题。全书十卷，前六卷都是在讨论正己，后四卷阐述因此而产生的政策方针部署。可见，吴兢认为，君主的自身修养是治国才能的根本，方针的制定则是由认识修养的提高而自然而然进行的实际部署。书中对唐太宗政策方针进行了概述，其中有修文、崇儒、礼治、法宽、休养生息、安民、怀柔安边等等，都是与前六章个人修养的对应，是对个人修养的扩大化。可以看出，吴兢是从儒家“内圣外王”的角度来写《贞观政要》的，认为政策与内在修养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书中唐太宗认为农业是安民、治国的根本，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唐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贞观后期天下谷仓堆积如山，民生富足堪比盛世，吴兢认为这是唐太宗正己而治天下的成功作为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