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伎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用稳定的状态治理国家，用出其不意的方法用兵打仗，用无事之道取得天下。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如果天下有特别多的忌讳，那么百姓会越来越贫困；如果百姓有很多互相攻击的武器，会让社会变得混乱。如果人们技巧太多就会滋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好的东西太多了盗贼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圣人曾经说过：“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化；我好静，人民就会遵纪守法；我无事，人民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平时要稳，打仗要奇，两种状态要学会切换。“以正治邦”和“以奇用兵”，作为领导者都应该学会的。治国要走正道，按规矩来，按法律来管理。但用兵是非常规的，要用出其不意的办法。老子虽然反对战争，但有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真的有外敌来犯了，必须要认真地打，而且打是有技巧的，作为领导者也不会怯战。“正”与“奇”的不同，也揭示了打天下与坐天下的区别。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就是说如果这天下特别多的忌讳，不允许你做这个，不允许你做那个，老百姓一定会贫穷的，因为条条框框太多了，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社会运行一定缓慢、效率低下、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多忌讳呢？是因为领导者多事。那领导者为什么会多事呢？是因为领导者为了自己的形象、地位和利益等等管理方便，他要设各种忌讳。忌讳不是规则，规则是让大家运行的一些条文，而忌讳是因为怕冒犯了某些人的尊严而采取的禁止性措施。其目的完全不同，规则可以成文，可以公开，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而忌讳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却是不能公开摆上台面的东西。
“利器”就是锐利之器，武器之类的东西，是互相攻击用的。老子虽然讲的是武器，但是实际讲的是争斗之心，如果老百姓的争斗之心多了，整个社会一定会混乱的。
老子说，这人如果特别多地用智慧的话，“奇物”就会特别多，“奇”是指不正常的物品，是稀奇古怪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对生活有着不好的影响。如扳指，本来是古代用于保护拉弓勾弦的手指的，后来却被八旗子弟用于炫富，制作得非常精美，变成了“奇物”，扳指的质地亦由原来的鹿角、发展为犀角、象牙、水晶、翡翠等名贵滑润的原料，扳指失去了原来的功用，八旗子弟也从此堕落。因此，技巧常常会被用来满足欲望，不如回归质朴。
我们来看人的智慧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用来去帮人救人，去保护环境，让我们更加和谐地生活，这个应该是一种质朴的“质”，这种“质”对人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我们为了欲望而出发，我们把这个“智”用在了更多、更快地攫取，更多、更快、更好地去享受，为了虚幻的东西去追求它的时候，“智”就使人们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走上不归路。
“法物”就是那种珍贵的好东西，宝贝。这东西如果多的话，盗贼也多了。如果大家都喜欢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本来没那么高价值，可是大家就觉得它是好东西、宝贝，这时候民心就会乱。大家都不认真工作了，都想去弄这个宝贝，结果会盗贼越来越多。“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再引申一下，其实“盗贼”未必是外边的盗贼，有可能是我们心中的盗贼。我们如果不能
正常看一件事物，我们人为地非要把这个事物加上一种虚幻的外表光环的话，有可能我们心中的盗贼就会生起来，我们可能会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这个对我们人生是有影响的。因此，生活中的好东西层出不穷，要学会识破诱惑的局，灭掉“心中的盗贼”。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存在感应关系，这个关系在生活中也处处存在，比如你的欲望和健康。“我无为，而民自化”。“无为”是对领导者自己的，如果你领导者不为自己去捞取，你的员工之心慢慢就会被化掉，他就会跟着改变，这是存在上下感应关系。如果你为自己，那员工一想你为自己，那我们也为自己，这时候他争斗之心就出来了，他就跟你争夺利益；如果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大家看到你为我做事，那么我们也要为您、为公司做事，所以都来支持您、成就您，这时候他会放下争夺之心，朝一个方向一起努力了。
“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其实讲的也是领导者和下边员工的感应关系。我们可以引申来看，其实生活中处处有这种感应关系。比如说家长和孩子，再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和身体，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身体的关系，心是领导者，它来指导我们身体去运转，心如果“有为”会怎么样？“有为”就是总想为自己去争取、争夺，我看到东西我觉得美，我一定要拿到，好吃的我一定要多吃，我看到美色一定要想办法去接近他，我看到美的房子我一定要拥有它。心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心“有为”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很累很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