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那些事儿
》被热捧走红的时候，由于对这种大部头敬而远之，当时并没有去看。最近使用手机的听书APP，利用上下班途中的时间才能“读”这套书。书中讲述了大明王朝从开国到灭亡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作者用通俗浅显的幽默话语，加上自己的观点向我们娓娓道来，使原本在历史中模糊、刻板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变得鲜动活泼。
朱元璋由一个父母双亡食不果腹的出家僧侣到威震四海的洪武大帝，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称叹的传奇，他在位期间，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而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他悍然推行的“重典治贪吏”的做法。 一是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并广泛普及。先后颁布了以“刚猛”著称的《大明律》、《大诰》等法律。《大明律》对惩治腐败做出详细规定。同时《大诰》等教材被发到每个家庭，并列入学校的必修课，科举考试依据《大诰》内容命题，一时间从学校到民间讲读《大诰》蔚然成风，奠定了群众反腐基础。二是严惩腐败分子。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对贪官污吏怀有异常强烈的憎恶。朱元璋对贪污腐败官员处罚严厉、手段残忍，在他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三是设立监察机构。在中央设立最高监察机构都察院，将刑、检、法职能集于一身。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掌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巡抚"制度，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吏。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四是广开言路鼓励民间反腐。如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鼓励举报还允许越级告状，而且也鼓励百姓们直接把贪官绑到京城伏法，如果各级官员阻挠，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五是重预防,亲廉吏。朱元璋也一直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大明律》开篇便是尊崇儒学的《六礼图》,显示了明立国思想仍然是儒学礼教。此外,朱元璋亲自编写《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言词切切,用心良苦。
朱元璋重典惩处贪官污吏的这些措施, 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效遏制了官员腐败现象，然而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局限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由于盲目推崇重刑，对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置“不分罪情轻重，不问首从，唯刑杀为威”，并以重刑政策为消灭异己的工具，把重刑发展为滥杀。另外，朱元璋法外用刑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凌迟处死之外有铁刷、抽肠、剥皮等，而且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全凭朱元璋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执法的最终效果决定于君主个人，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结果。所以,他的手段措施只是一时地扼制了贪赃枉法现象,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是“收效于一时,遗患于无穷”。
以史为鉴，今天我们批判的去看待明初反腐的成败得失， 会发现对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有重要的启示。（一）充分认识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腐败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并不是短期之内所能根治的，而且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的特点，所以反腐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从宽松软走到严紧硬亦非一时之功，任重道远，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二）加大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实现不敢腐。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利用专项检查、巡察等方式拓宽线索来源，加大执纪审查力度，严肃处理腐败和作风问题，真正让监督“长牙”、纪律“带电”，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三）加强制度建设，扎紧关住权力的“笼子”，推进不能腐。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形成越来越完善的制度机制，系统配套、相互衔接，彼此贯通、纵横交错，体系化地发挥规范约束、将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置于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下，促其“不能腐”的制度效应。（四）加强思想教育，筑牢“不想腐”的堤坝。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利用网络等媒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优良作风，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