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加勉；本书作者顾伯冲，现任公安部情报中心党委委员、副巡视员。顾伯冲在从政之余，还是著名的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
序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改革，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且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困难。改革，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主题，也是让当政者如履薄冰、生死抉择的重大课题。
全书共十章。
第一章，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战国时期的战争目的在于兼并，并将兵以诈立的思想用到了极限。公元前341年，也即是马陵之战后的20年，比如商鞅把个人的交情当做武器，俘虏其旧时的好朋友公子卯，从而赢得战争。战国之前征讨别国，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被认为是人道主义，到了战国时期却被看作笑话。整个战国时期，大概有260万人死于战火，约170万人死于秦国之手。战争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比如长平之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尤其诞生了一批关于战争经典著作。周王朝成为名存实亡的家长，秦楚齐燕赵魏韩七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和宋、卫、鲁等二十多个小儿子也是各行其道。战争催生了一大帮文人们，社会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派，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成为中国文人的成才动力和追求的最高境界。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和学术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之后的2000多年，除了印度佛教闯入，为中国人的大脑贡献了一些营养外，其他各朝各代所谓的思想创造，从根本上说都没有跳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巨人的圈。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尤其是东周是最富有思想的时代。中国的额百家争鸣结果强化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一次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良机，而希腊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从对自然崇拜中解放了出来，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变法、新政、革新的母本，也是后来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蓝本。魏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迅速成为中原霸主长达百年。韩国、齐国、照过、楚国、燕国等国家均在改革方面推出了很多措施，改革成效也各有特点，其中秦国的改革最彻底、最坚决、最全面、全持续，其中商鞅在变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战国是人才的春天，任何地位很低的人士，都有可能被赏识后迅速成为执政大臣，如张仪本。战国既是血腥风雨、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也是怀抱理想、渴望成功的列国游士们实现自身价值最好的时代。
第二章，殊死变革为哪般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弱肉强食，都在寻找使国力强盛的变革，各个国家被逼着变革。秦国作为当时最弱小的国家，东方六国已经走向强盛，秦孝公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伟大的一次改革，他发掘了商鞅，从而使真正勇武战士走上了最重要的位置，占尽血缘关系的官场裙带渐行渐远。赵武灵王，英武一世，遗憾却因为提前退休引起各个儿子争权夺位。
第三章，道路是核心。战国时期，儒家没有什么市场，墨家在诸侯国也行不通，战国时期使用法家思想作为指针。比如秦国以法家为指针，变法取得空前成功，经济总量迅速上升，军队的战斗力骤然增强。然而，由于法家崇尚暴力、做事比较极端的文化，在乱世是容易奏效的，但在和平年代，注定将引向灾难，秦国后期，秦始皇时代，仍然实施商鞅当年的变法，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东方六国也是这样，开启变法之际，相信法家，用这一理念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但由于很快改弦易撤，慢慢走上灭亡之路，只有秦国始终坚持法家变法道路，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秦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是对国计民生津津乐道的事，而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对人伦关系的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六国那样严格，这种事功主义文化，适应了优胜略汰的自然法则。而楚国，敬畏鬼神，屈原满腹经纶，推动变法无奈满朝百官不当一回事，认为他是精神病或患了抑郁症，无奈投江自尽，这一切归于楚国的落后愚昧文化，没有变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齐国威王也曾变法，但缺乏战略眼光，没有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光富国不练兵，骄傲自大，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在齐国得不到重用，最后只好投靠吴国。
第四章，既得利益，变法不能承受之重。越是古远，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平民，而是贵族。战国时期，变法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较少考虑民意或不考虑民意。很大程度上，变法只要是处理老世族集团和新兴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政治稳定和国力发展之间取平衡。战国变法的锋芒直指贵族的致命基础土地，比如秦国的甘龙，曾在秦献公时代推行新政，
但后来主张有度复辟，阻止变法，生怕变革会损害自己利益。中国古代数千年政治制度变更，但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原因在于利益。变革是用革命性手段还是改良的办法，这一争论持续了数千年。归纳这一时期的变革，悟出几个道理：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悠游寡断；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非议或污蔑，不必在意；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大多数人才智平平，这些人不是我们事业依靠的力量；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法也好，道也好，其价值在于背后的志国利民价值，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变。
第五章，人才行，则变法兴。纵观战国变法史，君王对于变法的成败承担着无可推卸的主体责任，人治社会就是这个道理。世界各国文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比拼的就是领导集团性格与力量的竞争。比如秦国后代七代君王，无一不是英君，开疆拓土，千军万马，何等豪迈。家有犟子不败家,国有诤臣不亡国，秦国历代君王敢于担当，成就大业。而东方六国均未能做到一以贯之秉承开拓精神，导致国家灭亡。周武灵王，梦见女子，于是吴广把女儿孟姚献给他，并听从孟姚遗言，最终红颜祸水。战国的变法在于比拼头头们，而变法的关键在于人才。秦国在选拨人才时出身不限，国家不限，于是很多平民读书人纷纷投靠秦国，比如李斯，秦国重用人才体现态度端正，注重拴心留人，最终东方六国大量人才流入秦国，为秦国统一天下赢得了基础，靠外国人打败了外国人。自商鞅之后，秦涌现出了大量的名相名将，并且都是舶来品，比如张仪、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大胆启用外籍人士，真正实现了用对手击败对手。
第六章，治病除病根。战国变法的鼻子在于体制，变法彻底的程度，就在于对旧体制的触动。商鞅变法关键在于精准找到变法关键环节，国家体制，并且找到了切入点，军事变革，紧紧抓住名和利两大关键词，不断深化变法，建立了最管用的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程度地集中国内资源和财富，最大程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力和战斗勇气，从而使秦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起初最有资格统一天下的齐国，在春秋时期就有齐桓公、管仲等良好基础，只因为没有发挥优势，不敢出动改革。变法是个系统工程，各个诸侯国之所以失败在于变法的活动停留在修修补补，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导致失败。尤其是政治清明，才能成就霸业，诗经中的《无衣》就是秦国的军摇，反映了秦国军民团结友爱，共御强敌的精神。
第七章，得民心者得天下。河南内乡有一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任何一长变革，首先要解决的是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唯有藏富于民，让民众享受改革的成果，变法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商鞅变法值得反思，他将国富与富民对立起来，所以秦国一统天下，是以百姓的幸福为代价的，注定走不远，所以商鞅横死，百姓对其却没有任何的怜悯，而秦朝之后没有一个读书人由衷同情歌颂秦朝，没有一个朝代的意识形态肯定秦朝，没有一个暴君公开声明自己要仿效秦朝，秦朝几乎是被所有人抛弃。民心在战国时期，在执政者心里，就是一把扫帚，屋子脏了就拿出来用，平时谁也不会想起。商鞅对百姓严酷到了极致，为了达到愚民的目的，商鞅采取连坐制度实行严打常态化，任用奸人，等级尊卑化明显。以至于在战国时期，百姓整天盼望着打仗，原因是打仗能够改变身份，那时普遍实行军工爵制，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将秦军打造成为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商鞅认为，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也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世界史最残酷的一种。
第八章，战略，乱云飞度谁从容。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时而为友，时而为敌，利益决定立场，诚信和道义被彻底边缘化。秦国，对内，采取富国强民、农战基本国策，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这是由范椎提出的。战略之要在于谋大事及兼及一隅，争千秋不争一时，首要的就是善于观大势，谋大事。东方六国一个接一个灭亡，弊病在于贿赂秦国，尤其是以土地换和平，割地求和，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最终走向灭亡之路。战国中期，七国之间处在合纵和连横之间的对抗和较量，或扩张，或自保，合纵的代表人物是苏秦，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是古代结盟的形式，企图借力打力。
第九章，靠的就是眼光。战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土地的开发利用，个体家庭的出现，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基本条件。秦孝公在求变图存、变法强秦、雄霸天下的路线上，表现出了战场勇略，敢死敢言，救国勇略、明耻感变，冷静清醒，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胆略，直达人生的巅峰，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看准了问题绝不拖泥带水，以超前眼光敢做敢当，看准了问题便以铁腕的执政手段改革，不求多变，而求精变，取得成功。成功的变法这总是用未来的观念做今天的事情，失败的变法这却用昨天的经验做今天的事情。六国输就输在眼光上。养成始终目视前方的习惯，不要被眼前的小利所迷惑，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为要紧之处。中国中后期，变法进入深水区，而秦国继续使用商鞅的变法，故而能够真正强大起来。而东方六国患上了变法疲劳症，不敢再变法，僵化思维，失去了求变创新的动力。
第十章。历史并不如烟。秦国嬴政接任后，逐个攻破，把东方六国逐个消灭，统一了全国，并在帝前面加了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至此，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赢得了胜利局面。中国千年历史的变革，属于社会转型式的变法，只有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但成功的只有商鞅变法。战国变法运动是中国有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变的改革，其兴起志强劲，历史之久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重大，经验之深刻，为中外历史所少有，变法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方方面面，坚决而彻底，奠定了中国秦朝以后的2000年封建时代基本制度和发展模式。中国自夏朝以来五千多年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的分水岭，这一切，源于变法。此后的封建社会两千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在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包括张居正改革，王安石改革、永贞革新。庆历新政，康熙、雍正和乾隆等改革，都无法与商鞅变革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对商鞅变法取反对意见。然而，做一个看戏的人很容易，难的是做一个敢于上台的角色。
中国历代改革家积累了很多经验：第一，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单打一的改革难以成功；第二，改革必须逐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第三，改革要有妥协精神，争斗到底不符合辩证法。第四，把改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