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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最难一年,企业家要做3件事

当下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多重挑战叠加,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的宋志平,对企业家有何建议与提醒?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作者宋志平,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平中见奇,守正出奇,宋志平是中国企业家里的一位奇人。

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他曾一人肩挑两家央企董事长重任,并将其双双送入“世界500强”榜单;如今,他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已走访百余家国内标杆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与实际情状洞若观火。他亦善于思考归纳总结,打仗之余,著述兵法,已出版经管著作近20本。

当下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多重挑战叠加,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的宋志平,对企业家有何建议与提醒?近日,在宋志平新著《三精管理》出版之际,正和岛总编辑陈为与宋志平进行了一场深度访谈。以下是部分内容整理,完整访谈可关注正和岛视频号。

口 述: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组织要精干,别让企业“长疯了”

陈为:您的新书《三精管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组织精健化,要把企业打造成一个精健有力的组织。我想知道,组织的精健与人体的精健是否有着某种相似性?

宋志平:其实是有的,“精健”这个词原本指的就是人体的精健。

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人要瘦身健体、多运动,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不健康的虚胖状态,组织也一样,如果不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也会变得“虚胖”起来,也就是容易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大企业病。

过去几年里,国资委央企系统压减19000多家企业,占央企总户数的38%,中国建材也减掉近500家企业,占企业户数的20%以上,这就是我们在组织精健化上的一个明显表现。

精健也不只与人和组织有关,植物界的例子也有很多,我早年下乡插队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那时候我在农场做农业技术员,需要定期给果树剪枝,砍掉一些枝干看起来好像挺可惜的,因为会损失一些水果,但如果不剪,这些枝干就会疯长,最后整棵树的营养都被这些枝干抢走了,结不了多少果子。

企业的成长逻辑不也一样吗?

经常有人会问到,怎么觉得企业经营得越久,越感觉乱套,其实就像给果树剪枝一样,如果企业管理者既不知道企业到底有多少家子公司、投了多少资,也不想着主动做减法,在组织精健上下功夫,企业的发展自然就容易变乱。

所以,当我们用人体、用植物来理解精健时,很多人的领悟就比较透彻了,包括书中提到的职能层级化、平台专业化、机构精干化等概念,其实都是围绕企业的健康成长展开的。

任正非为何只有0.84%的股权?

陈为:我们知道,在企业家群体中,您很早就有了这种共富共享意识。这种意识是怎么形成的?

宋志平:共富共享其实是中国儒家文化里的一个基本逻辑,儒家文化里讲大同,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思想都是共富意识的体现。

我知道,也有人批评这种共富思想,觉得缺乏竞争,不能激发效率,但我认为这要辩证地看,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我们当然要提倡竞争,但在一个竞争充分的社会里,我觉得还是要注重和谐。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其实都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早些年搞“大锅饭”就是过度追求公平而丧失了效率,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

但只讲效率也不行,资本主义社会就非常重视效率,他们奉行股东至上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效率,但也导致了两极分化和环境恶化的难题。

所以我们要探索出一个既能体现效率、又能兼顾公平的第三种模式,今天来看,共富共享正是出路所在。

从历史上看,中国企业其实也一直有这种共富共享的基因。

比如清朝时期的晋商,300多年前他们就有年底分红,东家也就是今天的投资人,分50%,账房先生也就是今天的管理骨干,分25%,下边的伙计也就是今天的员工,分25%。

取得的效果也很好,那些年山西出了很多大企业家,大量银子也流到了这些山西企业家手里,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八大晋商,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

今天来看,华为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全员持股,任正非先生只有0.84%的股权,这也是共富共享在企业中的体现。

归根结底,共享不是说谁享了谁的,而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大前提。

只有不断创造,企业才会有更强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无论所有者、管理者,还是企业员工,大家也都能受益。

陈为:您是一个舍得并且愿意吃亏的人。在中国建材时候,您有两次把组织上奖励给自己的房子分给了高管和员工。作为一个国企领导者,这个很难做到,您为什么这么做?

宋志平:这件事我至今没后悔过,那时候想的就是,虽然是奖励我的,但我的成绩是大家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企业的一个代表而已,我不能把这个奖励据为己有,还是得留给企业

所以那时候无论是超额年终奖,还是分的那些房子,我都留给了公家,变成厂里的奖励基金和房源来奖励给大家。

今天想一想,这样做还是对的,因为归根结底活是大家干的,未来还得靠大家干,我们做领导的,这么做是应该的。

当然,那时候房子也没今天这么贵,但放到今天来看,我还是会那么做。

陈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企业家评选的榜单,曹德旺和任正非分别是美誉度最高的前两名。这两人您都挺熟悉,见过聊过,您觉得从他们身上,企业家可以学到些什么?

宋志平: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身上有几个共同点。

首先是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我讲任正非是条汉子,在他身上,你能看到那种勇于创新、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克服困难的身影。

曹德旺也是这样,小时候生活环境很艰苦,但他能把一家小玻璃厂做到今天大几百亿的市值,这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而且这两个人都特别直率,无论曹德旺还是任正非,他们说话都不会绕圈子的,有什么说什么,很真实,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家特别好。

第二,他们都有共享的理念。任正非奉行财散人聚的机制,让每一个华为的奋斗者都幸福起来,直接喊出把钱分给奋斗者,分好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一种共享理念。

曹德旺也是,他做公益做了几十年,我上次去福耀,他跟我说:

“宋总,我做这么多年的慈善,但我没用过公司的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钱。之前捐赠了100多亿,这次又捐赠一个学校,也是100多亿,这些钱都是我自掏腰包,没花股份公司的一分钱。”

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他把财富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归还给了社会,这种悲悯之心也是值得企业家们学习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身上,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大我或者说胸怀。他们知道做企业不光是会赚钱,还知道赚了钱该怎么用,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第三,他们都很讲诚信。任正非讲,“爹还是那个爹,娘还是那个娘。做企业就是要对得起客户,你给他们满意的产品,他们付钱养活你;华为走到今天,就是靠着对客户需求宗教般的信仰和敬畏,坚持把对客户的诚信做到极致。”

曹德旺也是,他讲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所以这些年里,你没听说过华为或者福耀在诚信方面出过什么问题。

其实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一要爱国,二要创新,三要诚信,四要尽社会责任,五要有国际视野,这是对企业家的要求,我觉得他俩都符合这个要求,所以他们的社会美誉度就很高。

陈为:完美符合了五项标准。

宋志平:是的。

陈为:国企的领导人一般比较低调,大家了解得不是太多,但他们当中其实也是卧虎藏龙,国企企业家里,您比较欣赏谁?

宋志平:国企企业家里厉害的人也有很多,像中国中化董事长宁高宁,我觉得他做得就很好,还有一些地方的国企企业家,像山东潍柴控股董事长谭旭光也很有特点,我也非常欣赏他。

而且这些国企企业家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创新精神,都能勇于承担责任,也都能在企业里长期坚守,带领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论是宁高宁还是谭旭光,他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做厂长10年,没跟员工红过脸

陈为:我特别想请教宋会长沟通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

您当年在企业中,不管是强势的董事、难缠的合作伙伴、还是有意见的员工,经常需要“舌战群儒”,有时候谈笑间就化解了一些棘手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沟通到底有什么方法?

宋志平:我觉得好的沟通在于理解对方,你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得让他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样你才知道该如何与他沟通,而不是你来讲他只能听。

我做企业那些年里,经常思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些什么,我怎么才能尽量让大家都满意。

而且你要知道,沟通其实是很花时间的,我常说企业要做一个学习型组织,什么是学习型组织?不是说每个人拿本书读就是学习了,它是一个团队的深度互动,如何深度互动呢?就是大家反反复复地去交谈。

在我看来,很多矛盾和冲突往往都是因为沟通不到位所引发的,最后几句话的小事变成了棘手的大事,所以还是要多沟通,多去互相理解,当然,这也涉及到沟通的技巧或者说艺术。

我做过十年厂长,管理过几千号人,但我和员工从来没有拍过桌子、瞪过眼睛、红过脸,无论是博士还是不识字的工人,我和他们相处都是循循善诱的,并不是说你没有那种领导权威或者气场大家就不尊重你了。

举个例子,我做厂长时经常在职工宿舍里住,但大家并没有因为我在宿舍就去找我办事,每天中午我们也都是一起去打饭,也没人说看我是厂长就抢着帮我打饭好办点事儿,没有的,我们彼此间都很尊重。

我觉得这就是沟通起了效果,因为我当时经常会到车间去,谁有问题我们就面对面聊,问题都在厂里解决了,其余时间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

陈为:企业文化层面,您当时在企业里提倡“三宽三力”,也就是“待人宽厚,处事宽容,环境宽松”,“向心力、亲和力、凝聚力”。但是我们平常其实讲宽严相济比较多,如果一味地讲宽松宽厚,会不会影响组织的战斗力?

宋志平:在企业里,我觉得还是要营造宽松的环境。

一个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代表了你对员工的信任,就像那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让员工在一个宽松且充满信赖的环境里工作,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再就是待人要宽厚,谁都愿意跟着人格厚重的领导干,你不能为了几件小事就没完没了地说他,甚至去翻旧账,那样就显得格局太小了。

最后是处事要宽容,做事情要看大小、看方向、看本质,企业经营没有不犯错的,创新不也是从一次次错误尝试中诞生的吗?你不宽松、不宽容,很多事情就没有人敢做。当然,这个宽是宽而有度,和而不同,不是说放宽了就没有原则了、就可以做坏事了。我们讲的“三宽”,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三力”,也就是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

向心力就是员工和干部对领导是否尊重和支持;亲和力是指领导要认可和理解员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凝聚力就是领导和员工要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

像我任职过的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这两家企业都是重组起来的,中国建材重组了上千家,国药重组了600多家,如果没有“三宽三力”,没有对大家的包容,联合重组的企业是很难做起来的。

智能时代,产业工人会消失吗?

陈为:您之前有个观点叫“转型不是转行”,钟睒睒最近也谈转型,他觉得我们媒体百分之八九十的声音都用来讲转型是一种误导,升级其实更重要,您怎么看?

宋志平:我们最早的提法是转型升级,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既有转型的任务,也有升级的任务,转型和升级在我们的语境里很难分开。

我常和大家讲,我说转型不是转行,不是我们水泥不做了,钢铁不做了,去做别的了。我认为没有落后的行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企业,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做得好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各种类型的水泥都做到最好,企业就还是一个好企业

所以我想的是要通过技术进行转型和升级,成为细分领域里的头部企业

举个例子,酱油是一个足够传统的行业,但海天味业做得就很好,为什么?

因为它能做100多种酱油,有小孩吃的,也有老人吃的,有炒菜用的,也有做海鲜用的,海天在这个行业里做到了足够细分,竞争力也随之体现了出来。

就转型而言,我常讲的是要做好四个转型:

一是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实现高质量、高技术的发展;

二是数字化转型,由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型,提升质量,降低消耗;

三是低碳化转型,过去我们生产工艺是高碳的,现在要变成低碳的,要关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四是服务化转型,过去我们是制造业,现在是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也就是更贴近我们的客户。

我认为转型和升级应该是相通的,就像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转的过程中就上升了,转的过程中就升级了。

从中低端转到中高端了,不就是升级了吗,从高碳转到低碳,不也是升级了吗,不能说自己转了型但没有升级。所以转型不是转行,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不要动不动就转行。

当然,如果这个行当确实要被淘汰掉了,那就必须得转,不转不行。

就像柯达胶卷,当数码相机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发起进攻时,柯达把胶卷做到最好也不行,企业也一样,如果这个行当注定要消失了,还要继续做下去吗?肯定是要转行的,但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讲,行业不可能完全消失,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转型升级上。

陈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做得挺不错,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据,全球103家“灯塔工厂”,中国占了37家,超过三分之一多。

不过,您这本书里也谈到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就是如果将来制造业都智能化了,这些庞大的产业工人是不是就消失了,就不需要了,您对这个问题最近有什么新思考吗?

宋志平: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我讲几个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们知道,早些年富士康被称为血汗工厂,我前段时间去了深圳工业富联,其实工业富联今天也在打造“灯塔工厂”,过去一条需要318人的产线,今天30多个人就能完成了。

还有云南白药,它的牙膏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0%多,但今天他们的工厂里也是全套机器人,几乎没人了。

在云南白药参访时我做了一个分享,后来有一个职工就问到,他说宋总,这智能化确实非常好,但是不用人了,我们这些工人该干嘛去呢?让我们向往美好生活,但眼瞅着不需要我们了。

我说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从技术上我可能一下子回答不了,但从哲学上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我和他讲,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发生过很多次这种大的技术革命,比如电气化以及后来的自动化,其实每一次人类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这机器把我们代替了怎么办,大家把机器视为万恶之源,甚至还出现过破坏机器的情况。

但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其实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过后,人类不都变得更幸福了吗,像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汽车、电灯和电话不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后的产物吗?

所以我那天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愿意做装牙膏的工作吗?有人愿意,也肯定有人不愿意,那装牙膏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有工资,然后拿着工资去生活,也就是说,工作只是你们的一个谋生手段。

但如果说机器代替了你们现在的工作,那工作就是乐生的手段了,大家不一定非要去做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你为什么非要去装牙膏,为什么非要在车间里去干这些苦活累活呢,这不是人类进化的方向,我们还是要从肌肉劳动里逐渐解脱出来,减少对体力劳动的依赖。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有这个担心,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今天的创新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阻碍者

陈为:克里斯坦森在其经典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中讲到,大部分创新是由小企业做出来的,大企业在创新上不占优势,甚至很难创新。您是专门管理大企业的,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宋志平:的确,克里斯坦森认为很多创新来自小企业、草根创新,但是德鲁克先生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德鲁克认为只讲小企业创新,大企业不创新其实也是片面的,很多大企业,像3M、强生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在进行持续性创新,所以我的理解是,其实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在创新,只不过二者承担的是不同的创新面。

像一些重大创新,必然是要有一定的企业规模才能实现,比如说航天产业,小企业肯定不行的。当然,大企业在创新上也确实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对市场的敏感度,我们前面提到的柯达就是个典型案例,不愿意进行改变,错失良机,最终被日本的数码技术打破产了。

“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有个观点我觉得讲得很透彻,他说在创新方面,今天的开拓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阻碍者,因为他不愿意打破均衡,不愿意打破自己统治的这个天下,这会对创新形成阻力。

对大企业来讲,一定要克服自己原来的惯性,居安思危,提前看到那些有可能颠覆自己的未来技术。

汽车行业的变化就很明显,今天,一汽、广汽、上汽、北汽无一例外都在做电动车,做得也都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电动车正在颠覆汽油车,这是时代的大趋势,即便做电动车目前可能还赚不到钱,但我看过他们的生产线,已经非常现代化,这体现的也是大企业的创新。

包括我们的央企和国企,也要成为重大创新的策源地,这点非常重要,无论大企业、中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应该主动承担起创新的责任。

未来,企业不去研究颠覆式创新,必然会被创新所颠覆。

陈为:国企要真正成为创新的策源地,在机制上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改进和提升?

宋志平:是的,所以在经营机制上我们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改革,从科技分红、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超额利润分红和跟投5个方面着手推进。

比如科技分红,就是要让科技人员不光享有荣誉,也能让他们享有良好的创新收益、个人成就和收入。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也讲到,相较于体力劳动者,知识工作者有更大的诉求,他们的任何一个发明、任何一个巨大创新,都可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所以在创新上,应该给他们相应的激励机制,改革其实就是通过机制,进而调动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共享机制会让老板大权旁落?

陈为:共享机制很好,但也有很多民企老板担心,比如说涉及股权共享之后,会影响他对企业的掌控,该怎么看?

宋志平:这其实又回到了治理的问题上,就是你这家公司,到底该怎么治理。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当我们注册一家公司时,其实这家公司是独立的,股东和注册的公司之间,实际上是股东关系。公司小的时候股东可以亲自做,等发展到一定规模,股东就需要靠一套科学规范的治理结构了。

比如美的这家公司,它的创始人是何享健老先生,但早在2012年,他就把这个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方洪波这些职业经理人了。

方洪波既是董事长,也是总裁,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做得很好,何享健也非常满意,而且何享健的家族也做了家族宪章,要求亲属不能参与公司的管理,美的在这方面做得就特别好。

另一个例子是赤峰黄金,赤峰黄金是一个家族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最开始做得不怎么好,股票才2块钱,后来就请了职业经理人王建华加入,也给了他一些股权,王建华加入后砍掉了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公司的股票高的时候也达到20块钱左右。

所以,从所有者来讲,股权共享不是说让所有者都退出企业,而是要回到规范化治理,说到底,公司其实是社会的,即便是老板也只是股东而已,我们可以享受股东的权利,但从现代治理上来看,所有者与经营者,决策者与执行者其实是可以分离的。

再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二十年前我去瑞士,有家公司叫霍尔希姆,是全球水泥行业的龙头,我去访问了他们的董事会,当时我特别惊讶,因为他们11个董事里,没有一个家族成员,全都是职业精英,董事会主席是一个欧洲的银行家。

他们并不担心大权旁落,因为在他们眼里,公司能更好地经营和运作才是根本,家族成员只是股东,谁说的算,谁发号施令没那么重要。

股东不得侵害公司的利益,这是一个共识,一些人觉得公司是自己家的,自己说的算,但即便是你的全资公司,你也不能侵害公司的利益。

今年是最难一年,企业家要做3件事

陈为:您原来讲过,企业要想成功,企业家的逆商占了70%,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当下,一些企业的日子很难过,您对他们走出困境有什么建议?

宋志平:早些年,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智商和情商,但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身处的环境其实越来越考验一个人的逆商了,也就是你应对挫折和困境的能力。

对于企业家而言,逆商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大企业家里有谁没经历过困难呢?刚才我们讲的任正非和曹德旺不也都是从困境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吗?

也有人经常问我,宋总,你遇没遇到过困难,我说我几年遇到一个大困难,一年遇到几个小困难,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克服困难中走过来的,不困难要你干什么呢?

当下确实是一个很考验人的时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形势也不容乐观,再加上反反复复的疫情,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困难的一年了,但再苦再难,路还是要往前走的,我觉得有这样3件事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好的。

首先还是调整心态,我们一直讲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当前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你多悲观也改变不了,还不如充满信心去应对。

第二,掌握方法。仅仅有信心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方法,要去探讨和摸索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比如在基础管理、创新转型以及机制改革方面到底该怎么做。

当前的大形势我们可能无法左右,但在大形势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环境,然后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机会,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研究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要第一时间了解,这里面往往藏着大机遇,比如,我们现在要拉动经济增长,基建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那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就很值得关注。

陈为:《三精管理》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能发现黑天鹅的人是聪明人,能发现灰犀牛的人是理性人,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的人是老实人”。意思是现在热衷于预测或者传播各种消息的人太多了?

宋志平:太多了,我记得2019年末,就有经济学家讲2020年的几大黑天鹅事件,但那个时候最大的一只黑天鹅其实正向我们飞来,可大家恰恰没有预测到,那就是武汉疫情的爆发。

真正的黑天鹅其实我们是预测不到的,预测不到的才叫黑天鹅,能预测到的那是白天鹅。

这些年观察下来,我有一个发现,就是每当经济出现压力时,能预测的人就纷纷冒出来了,尤其是悲观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大行其道,有人看到黑天鹅飞舞,有人看到灰犀牛狂奔。

对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来说,这些预测要不要听呢?我认为可以听,但要适度,因为你不能每天都活在这些所谓的预测里,你总得做事,总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种。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只能去实践、去亲身探索,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人能真正告诉你究竟该怎么做,能告诉我们答案的,还是基本的常识和常理,但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所以我不太建议企业家每天都支愣耳朵听各种分析和预测,扎扎实实地去做比什么都重要。

陈为: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年轻人也想拥有一个像您一样的“美丽人生”,您会给他们分享哪几条人生经验?

宋志平:刚才你提到了克里斯坦森,他在《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中有3条建议我觉得就挺好的。

第一,有一个好的事业,也就是一份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就是身心合一,工作时也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每天睁开眼睛就想去做,会感到很开心。

这些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工作,为什么负那么多责任,其实没有太多的原因,就是自己喜欢,乐在其中。

第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健康的身体。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企业家,大家都很辛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工作。

前几天见了王石先生,我觉得他就是企业家中的一个健将,70岁了,还在坚持跑步、攀岩,身体锻炼得很好。

第三,有一个有始有终的人生。做人做事要尽心尽力、有始有终,这世上大多数失败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少了些善始善终的精神,最后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选择一个好工作,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健康的身体,还有有始有终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人生正路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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