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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之女叶向真:父亲如何帮助邓小平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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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排除阻力让邓小平复出

 

  凌子(叶剑英之女叶向真):那个时候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故乡惨景触动叶剑英:要把经济搞好

 

  凌子:那他回到家乡,看到梅县那个地方,一直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使他心里头很沉重。所以他就跟吴南生,吴南生也是属于潮梅地区嘛,就跟吴南生就说:南生啊,咱们的家乡实在太穷了,老百姓实在太苦了,你们要赶快想想办法,多想想办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帮这些地区把经济搞好,让人们能够吃得饱,让人们能够在经济上来说,能够不像现在这么苦。当时这个事情给吴南生的印象非常深。正好吴南生也回了他的老家汕头,去传达关于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还说,我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到我们那个潮州地区,汕头地区去看一看,哎呀,他说我心里难过的就睡不着觉,他说怎么比我出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看到的家乡老百姓生活还惨。

 

  荣家为何称叶剑英是“救命恩人”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凤凰卫视11月27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送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数次关键的时刻,叶剑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76年10月,正是他和华国锋坐镇指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他又力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此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了凌子女士,也就是叶向真,为我们来讲述她父亲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故事。

 

  解说:就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在叶剑英的安排之下,邓小平从北京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一来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二来也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凌子(叶剑英之女):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就让,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叶剑英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正式恢复工作,这一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凌子: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有一个给中央领导,写这个发言的一个班子,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到哪个会议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但是写作班子写了以后,回来以后,他看了以后他不满意,他就重新自己来思考,来写,当时我们还给他执笔,写这个稿子,然后呢写好以后,他看了以后,请胡耀邦也看了,然后邓力群也最后改定了。

 

  解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剑英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就是健全法制。

 

  凌子:国家也欠缺法制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所以他对当时来说这个法制的问题,他是看得非常重的,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所以你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家没有法律的观念,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是不行的。

 

  解说:在凌子的记忆中,父亲还特别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他一再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凌子:就是民主的问题,就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像过去延安那个时候,那个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活泼的,那个时候党内也有教育,你比如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它都有课程啊等于是,然后也学一些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这方面有关的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生活会,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和“四人帮”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在这些方面都变成两个营垒。要互相商量怎么对付对方,对这些老的中央的这些一些同志们,都是属于老右派啦,像这十大元帅什么,这都是老右派啊,像这些老右派,这是一个营垒,另一个就是“四人帮”。所以那个时候哪有党内的民主生活,大家互相斗智啊。 陈晓楠:在凌子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年届80的父亲,依然特别忙碌,她说父亲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拨乱反正,另一个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国家经济建设重新纳入正轨。由于十年动乱,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困,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广东地区的“逃港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解,偷渡外逃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凌子:经常广东省有报告上到北京中央来,就说那边的“逃港潮”堵不住,一些渔村都没有人了,就剩下老人和残废还有走不了的小孩,能走的全部走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心里就很沉重,很难过。跟了他三十多年的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跟他报告这个事,他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主任就表示说,说往那边逃的人,也是逼不得已,生活太困难了,他说只有把沿海地区的经济解决好,使沿海地区富起来,他说才能够真正阻止这些人外逃,否则他没办法。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81岁的叶剑英前往南方疗养,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眼前的情景却让叶剑英感慨万分。

 

  凌子:那他回到家乡看到梅县那个地方,一直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使他心里头很沉重。所以他就跟吴南生,吴南生也是属于潮梅地区嘛,就跟吴南生就说,南生啊,说咱们的家乡实在太穷了,他说老百姓实在太苦了,他说你们要赶快想想办法,多想想办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帮这些地区把经济搞好,让人们能够吃得饱,让人们能够在经济上来说,能够不像现在这么苦。当时这个事情给吴南生的印象非常深,正好他也回到了汕头他的老家,去传达关于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还说我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到我们那个潮州地区,汕头地区去看一看,他说哎呀,他说我心里难过的就睡不着觉,他说怎么比我出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看到的家乡老百姓生活还惨。

 

  解说:吴南生此时的职务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日后他成为了负责广东省特区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

 

  凌子:吴南生同志是接受了,我爸爸这样的一种提醒,他马上就用他海外的这套关系,海外关系就是咱们香港的一些老朋友,像那个荘世平就是咱们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创始人,老董事长,像他,还有像费彝民《大公报》,费彝民老先生,还有王宽成、霍英东、何贤、马万祺这就不用说了,这是老朋友,这些老朋友给他出了很多的招儿,真正形成了一个海外的,一个大的参谋部。

 

  陈晓楠:在采访当中,凌子笑称他们家海外关系特别复杂,老家梅县本来就是“华侨之乡”,建国初期,领导中南局的叶剑英,结识了不少海外的朋友,比如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荘世平,澳门商界的领袖马万祺、何贤等等。长期以来,叶剑英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也是如此,正是这些和叶剑英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了经济特区试行的海外顾问。

 

  凌子:那时候毛主席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是接待西哈努克,七十年代就见西哈努克的时候,因为是我父亲接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也有华侨啊,后来就说他就是华侨,就说我父亲,他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里头,他是华侨。所以他一直呢,跟外头的接触呢,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其他有些领导人要多。

 

  解说:凌子记得,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冷藏的时候,家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出现。

 

  凌子: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都给关起来了,我父亲也是在那冷藏了,那个时候这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管着他,都不许给外头打电话,都不许给我叔叔什么他们打电话的,所以在这冷藏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万祺和何贤,他们两个就上到北京来了,哎呀,我们不管你们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懂,我们就是要来看老朋友,不管你们说什么,所以就带着一点什么芒果呀,带着咸鱼啊这些,然后就来看,看两个人,一个看叶剑英,一个看廖承志,其他人不是他们老朋友,他都不管。

 

  所以人家说大陆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两个人,一个叶剑英,一个廖承志,别人我们不认识,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关系,在整个的处理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给他主意、建议,喜欢来找他商量商量,就这样子。

 

  陈晓楠: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提出要“先行一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希望借鉴香港的模式,来选择一个地方,搞“出口加工区”,进行改革试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个想法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凌子:就希望能够,中央能够有这样的政策给他们,那么就选像深圳、珠海、汕头作为一种试点,就是对外加工区,或者叫贸易出口区,当时都没有把这个名称定下来。

 

  解说:办“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贸易合作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这个时候,吴南生等人请来一些海外人士帮忙出谋划策。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1970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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