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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内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要想健康前行,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虑。我想从宏观一点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数字经济主要含义还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来推动一个新的产业形态发展,同时也把这种技术应用到几乎所有产业中。从定义上就已注定它是一个融合的产业发展方向,而非一个完全新生的产业。事实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来看,一二三产业都有数字化需求。基于此,数字经济是无所不覆盖的。

数字经济是应用新技术的一个主要领域。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谈技术进步对产业的影响,就有一个说法——新技术在破坏旧岗位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新岗位。这话到今天还在说,但多数人不太信服。为什么?不是说它破坏了旧产业不创造新岗位,而是有这么几条原因:

第一 ,新技术毁掉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

用新技术意味着用资本替代了劳动,新技术的应用会有新的人才需求,所以破坏掉一些岗位自然也会创造一些新岗位。但是取代、毁掉的这些岗位和新技术创造的岗位,所要求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和技能的人群。所以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岗位,但丢掉岗位的人未必能进入新岗位。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

第二,破坏的岗位数量上少于新创岗位。新创造的岗位质量可能更高,但在数量上不一定多于被破坏的岗位。

第三,转岗后工作比以前质量低待遇差。通常人们在转岗以后,往往发现他们的待遇和就业质量降低了。也有人会得到提高,但多数情况下是比以前要差。

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实际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就业难点,这也是为什么要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让新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以及能够让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岗位。

01:

先看数字经济和就业岗位是什么关系。我主要提供一些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也有一点理论思考。

首先,数字经济和所有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具有一个共同点,首先要破坏掉一些旧岗位才能创造出一些新岗位,这个叫创造性破坏,破坏掉了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数字经济、数字产业也如此,它用自身替代一些传统产业、旧岗位。同时,当把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把数字经济的一些主要理念、技术和组织方式,应用到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时,数字化技术就作为一个人力资本含量更高、物质资本含量更高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来的普通的非熟练的劳动,因此替代岗位是必然的。

假设我们人力资本是涌流般的充足,这时候创造更多的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的就业岗位,大家会从旧岗位中退出再进入新岗位。但事实上目前城市农民工比重已经占到40%左右。这群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受教育程度明显得到了提高。但按照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来看,初中毕业的还占55%,是绝大部分,还有极少数甚至达不到初中。真正到高中、大专的只有20%多。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新的岗位必须兼顾到这些人的人力资本如何和新的岗位相适应。

02: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理论问题,最近经济学界比较热衷于讨论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或者是“索洛悖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只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个时代处处可以看到电脑,唯独在生产率的统计中看不到”。经济学家发现,在技术大幅进步的同时,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为什么?

我们先理解一个道理——生产率是工资增长的基础,没有生产率进步,意味着收入不能增长。任何收入的上涨如果不能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就不可持续。那么在应用技术时,第一是不是提高了生产率,第二生产率是不是通过收入上涨得到了分享,这最终决定了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是不是健康。

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这是一个高度假设:一个高生产率部门,叫做数字经济,也许原来还没完全数字化,但它是生产率原来就比较高的,比如制造业;还有一个低生产率部门,比如服务业,特别是传统的服务业。

假设最初情况下,它们各有一百个劳动力。但是高生产率的部门产值是10000元,低生产率部门是1000元,用产值除于劳动力数量可以得出,高生产率部门是低生产率部门的10倍(生产率)。平均化以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55。

假设应用了数字经济,新的数字技术去改造高生产率部门,使它的生产率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索洛悖论”。假设产值不变,高生产率部门减少了80%的劳动力。此时它的生产率提高了4倍,变成了500。

生产率部门没有应用新技术,但发生了一个新现象,它生产相同产值却必须接受更多劳动力。因为假设这个社会只有上述两个部门,从第一个部门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必然要进入第二个部门。此时,它的劳动力增加了80%,这个时候再算生产率,第一个部门是500,第二个降到了5.6。平均下来全社会生产率还是55,没有提高。

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当制造业部门被新技术应用提高了生产率劳动力会流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使得原来的比如服务业生产率更低。因此,劳动生产率整体没有提高,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更大了。部门之间相应的工资差异也就更大了。我们把这个叫做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

03:

两极化相应带来了: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这种现象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但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验证。

我们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叫做“高收入国家俱乐部”。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特点,收入差距并不大,因为国家进行了再分配。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这也造成了美国现在出现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美国是生产率进步最快的,以科技进步为引擎。但在提高一些部门劳动力生产率的同时,劳动力被排挤掉了。现代社会里,人力资本技能如何发展都赶不上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因此,被替代了以后,他们的岗位没有了,只好退到生产率更低的服务业中。在麦当劳工作,工资不可能提多高,也不需要劳动生产率得到多大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永远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的确创造了更高更好的岗位,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增大,美国的中产阶级从70%缩减到50%,20个百分点就丢掉了。当经济上处于两极,人们的价值观就变得对立,社会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它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在国内只好实行民粹主义政策,在国际上就反映为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促进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这就是以美国为例,看一些教训。

做个小结,技术进步不会自然而然创造就业。技术进步如同全球化经济增长一样,可以创造更好的岗位、做大蛋糕。但是,分好蛋糕和技术进步无关,必须专门做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

04:

再看中国目前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些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快,就业总体形势也很好,但隐含着一些潜在危机。

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从那以后就是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上涨。工资上涨本来是好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工资上涨过快也会带来比较优势的丧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逐渐弱化。

我们做了一个指数,叫做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出口货物中占比和全世界的同业占比相比,如果我们比它们强,就说明我们在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如果小于1,比世界的同业比重还要低的话,就没有优势。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制造业比较优势就明显的高于美国(下图左),2012年达到最高峰,从那以后开始下降。

尽管我们目前显然还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这和我们的人口红利消失是直接相关的。工资成本提高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自然比较优势就会弱化。相应的我们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下降了(下图右)。

实际上,我们制造业占GDP比重在2006年到达36.3%,目前已经降到27%,接近10个百分点的降幅,也就是说制造业在弱化。

制造业弱化会产生一个很大问题,当企业遇到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情况,在招不到工人、工人工资太高时,企业家最主要的做法之一就是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多投入一些资本购买一些设备,减少劳动力的供应。

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还是继续提高的,虽然速度慢(如下图);固定资产投资(假设就是资本深化)也是上涨的;同期就业(单位就业,不算灵活就业人员)有明显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现在我们用更多的资本和机器,用更少的人。

它可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阻止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没有真正提高竞争力,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此情况下,我们最关心的是造成了就业的减少。

制造业资本深化:在比较优势弱化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减少就业倾向;图中可明显看到就业增长与投资、增加值的增长不同步;制造业转岗者和新成长劳动力向何处去?

05:

就业减少,人总要有一些去处,去哪儿了?

我们看三次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长期下降,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任何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都是逐年下降的。同时,我们的第二产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增速就已经没那么快了,在过去的10来年里,它是绝对下降的。减少的这些人,他们去哪儿了呢?

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回到农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报酬也太低,因此大部分到了第三产业。当然不是去金融机构当业务员或者首席经济学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去了服务业,生活服务业,也就是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服务业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是急剧增长的,农业是下降的,制造业也在下降(下图左)。

资源配置退化:劳动力出现向低生产率部门逆向配置的趋势

然而,这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状况又是什么?农业生产率是提高的(上图右),但显著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大幅度低于第二产业的,也就是低于制造业。正是因为制造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迅速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也就是说,生产率原来就高的部门,越是得到技术的支持,劳动生产率提得更高的时候,原来劳动力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就越慢。

有一个词叫“内卷化”。当这部分劳动力原来还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工作时,他们挣的是一个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当他们被迫回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更低的时候,劳动力的内卷化就发生了。

更多的人集中在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甚至可能造成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虽然岗位还在,但是“破坏掉的岗位”比“新创造的岗位”的质量还高,或者反过来说,“新创造的岗位”比“破坏掉的岗位”的生产率还低。这不是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初衷,必须重视。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产业结构的进步,就是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过去几十年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中西部转向沿海地区,就是库兹涅茨化过程。但如果反过来,“逆库兹涅茨化”,就和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不一致的,和初衷也不一致。

我们用的失业率里,有一部分总是要失业的,叫自然失业率:其中一部分是结构性的——人力资本是不是和这个岗位相关;一部分是摩擦性的——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花时间,这些过程是必然的。因此叫自然失业率,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情况。

过去这些年,自然失业率(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有所提高。这意味着虽然劳动力短缺现象还比较严重,企业抱怨招不到工人,但工人实际上也有就业困难。这些困难以结构性为主,结构性困难就是说虽然有岗位,但是技能、人力资本和岗位不适应,所以不能进入到那个岗位。

自然失业率提高也证明了在数字经济过程中,必然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性。当我们讲到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转型、就业转型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技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匹配。

06:

综上,我们发展数字经济还要注重就业。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把就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策要求赋予其中才能做好。所以我提几点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

第一,数字经济时代应该打造一个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总体来说,我们提出就业优先政策是1.0;后来提出了更为积极的就业政策,我们设想它是2.0;今天技术进步加快了要有新的更好的举措,我们要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就业优先政策3.0。

过去我们整体生产率提高靠什么?一方面是靠技术进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径,过去是靠劳动力生产率低部门(农业)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这个过程是“帕累托改进”,这是人人欢迎的。总体来说,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挣的钱比他在土地上挣得多,他是得到收益的。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离开的那个部门生产率低,进入的部门生产率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微观上和宏观上达成了一致。

但是随着农村待转移人口的减少,今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创造性破坏”。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可能靠所有企业同步得到生产率进步,而只能是靠那些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发展,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萎缩,甚至死亡。在这过程中,“创造性破坏”就意味着生产率高的部门,可以得到新的更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整体生产率得到提高。此时生产率提高既有得到发展的,也有被淘汰的,因此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在整个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是有人、有企业、有产能要受损的,是被破坏掉的。

这个过程可以破坏产能、企业,但不能破坏“人”,因为劳动力是被承载在人的身上,人不能被破坏。那么如何促进就业、保护人本身,这就是政府的责任。在更高的科技发展,比如数字经济发展条件下,这个责任更重、要求更高。所以需要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统一来解决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问题。

首先就是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不是针对所有的就业问题,最核心是针对自然失业率。失业有三部分,一部分是周期性失业,遭受外部冲击时,比如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都是周期性变化的,有时有,有时没有。另一个永远存在的是摩擦性失业,人力资本如何和需求相匹配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需要在就业市场上花多少时间去找到工作的问题。这些是自然失业。

自然失业率虽然总是存在,但水平高低则事在人为

但自然失业不是“自然”的,是可以降低的。降低的办法就是通过更好的培训、职介、信息沟通,使供和需得到更好的匹配,这无疑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其次政府需要和社会携手,也需要一些必要机构来参与,提供最好的服务。

现在遇到一个难点堵点,就是如何使培训真正符合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需要。毕竟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什么样的人,企业最清楚;能够学到什么、愿意做什么,只有劳动者个人最知道。

那么在中介这部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去了解,而这个了解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重视,这是最大的堵点。因此,政府提供好的公共服务的核心也必须是需求导向,而不是说有热心和资源就能做成,必须要了解什么叫需求,这个需求在数字经济发展条件下有新的特点。

第二,新经济的发展会创造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社会保险方式发生不协调的关系。特别是城镇就业市场本来就是“二元”式,过去对灵活就业、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以及一部分新成长的劳动力覆盖不高。新的就业形势下还创造了更多灵活就业形式,比如“骑手”,这部分就业形式和原来的社会保障关系就更疏远。如何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社会保障方式、模式去适应它,这是需要解决的。

新型就业模式中还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占比已经相当高了,因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解决他们在城市落户、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至少让他们和城市就业群体没有差别,这是一条根本的出路。

另外,归根到底数字经济会创造出一些不论是谁进入到这些新就业形态,都会容易丧失掉原来和社会保险方式的黏性。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出路就是提高我们社会保险的普惠性。它和你在什么单位就业无关,和你是什么样的户籍身份无关,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和你是否缴费也无关,这样也是一个根本出路。

第三个政策建议,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配置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人力资源是一个特殊的资源、要素。资本也是一种要素,用市场配置就够了。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的特殊性在于载体是人不是物,人既是劳动手段,也是发展目的。其他物质要素可以优胜劣汰,但人从来不能,任何人都需要得到保护。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也是结合两种方式来予以配置的。

一个是市场供求机制,看哪儿缺了,用工资来调整。还有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立法执法,以及工会的作用等,不可或缺。这种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还会有新的要求,一个是要与时俱进,与新科技发展相适应;另一个是要特别针对新就业形态出现后,如何让劳动者得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

这些年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如上图),我们的劳动合同制度也发挥了它应有的保护劳动者的功能,而不是相反。大家一直有这样的呼声。劳动力市场过早发展,最低工资制度减少了就业,或者说劳动合同制度加大了企业对工人的约束造成了成本的提高。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归根到底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结果。

最后,大家也都关心的就是教育和培训。目前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9年。但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是不平均的。20岁时受教育年限是最高的,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年限一路下降,到了今天的80多岁的人,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受教育,受教育年限降到只有3年左右。这说明我们目前人力资本总体上还是不足的,呈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是其一。

其二是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和市场对它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比如延迟退休年龄,一线工人不太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太希望延后退休时间。原因是他们已经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年龄段,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地位是比较脆弱的,还不如退休反而得到保障。因此,我们的教育和培训必须是多样化的,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进步千变万化,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万变的。今天,你花了几年时间学到一个不错的技能,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理想的工资,但也许未来它被机器人替代,这个岗位就不存在了,这个风险是有的,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的教育首先是通识教育,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个是更重要的。而这不能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获得。因此我们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掌握平衡,两者必须融合,不能说学职业教育的就着眼于技能,必须要有通识教育,必须要有认知能力的提高,否则在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不能适应了。因此,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也要符合需求导向的原则。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技术创新这一面,但是制度创新的要求或许更高、任务更重,完成起来更复杂。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如何在政策上适应好这个新的科技革命,否则难以有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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