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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生怎么上课?用什么教材?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民间广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现在的孩子六岁起接受义务教育,多年学习生涯中,学习科目种类繁多,各种学科教材也是五花八门。那中国古代的学生们怎么上学、又学些什么呢?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教材”之称,不过纵观中国学校教育三千年的发展史,教学材料相当丰富。

 

一、古代学生学什么?

 

从传统教材的类型来看,既有大学教育的《四书》《五经》,也有作为启蒙教材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材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既有刻在石头上的石经,也有竹简、帛书、纸质书;既有官学中使用的教材,也有书院、私塾使用的教材;传统教材的编撰既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即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古代教材的内容深受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影响,也与不同时期的文教政策、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

 

中国比较完善的学校制度始于西周,西周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现有文献并未留传下相应的教材,只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可惜今已失传。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私学,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修《春秋》,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想溶入此六部经典之中,史称“六经”,后经子夏、荀子等儒学大师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校长期使用的教材。事实上,孔子虽重礼、乐之教,但关于其是否把前人传下来的文献典册进行考订编撰,将之变为“可得而述”的儒家经籍并作为教材,史界并未有定论。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儒家五经(《乐经》此时已失传)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汉元帝时,明确表示只有五经才是“正术”,其他学术则为不足以留意的“小辩”“小道”。为保持儒学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汉儒对其他学术和技艺予以贬低和排斥。终汉一代,《五经》及相关传记(广义上还包括《论语》《孝经》)成为官立太学的唯一教材。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刊正经书文字,召集诸儒正定今文经及《公羊传》《论语》,并用隶书刻碑于太学门外,为天下教材之准则,史称《熹平石经》。

 

至唐代,学校课程仍以儒经为主,唐初规定官学教材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成为唐代士人修习儒家经典的范本注释。后五经演变成九经,即《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此九经与《论语》《孝经》《尔雅》构成了唐代官学的教材体系。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将此12部经典刻于石碑,史称《开成石经》,作为官方统一的教材。唐代的文教政策有别于汉代的儒学独尊,统治者在重振儒学的基础上,对其他学术及专科教育也不排斥,在中央及地方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其教学计划也很具体和规范。例如中央设立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崇玄学等,以培养专业人才,极大丰富了唐代官学教材的内容。

 

到宋代,虽然教材仍未脱离儒家经学传统,但是在解释经书以及教材的选编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欧阳修对唐代的《九经正义》提出批评,认为这部统编教材“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王安石创荆公新学,另解经义,亲自撰写《周官新义》,与其子王雱与学生吕惠卿所撰《毛诗义》《尚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作为官学的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北宋末年,蔡京主持太学改革,取消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以及《仪礼》的教学,要求学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学一经,兼习《论语》和《孟子》。

 

南宋学术开始由经学向理学转变,《孟子》一书的地位得到提升,并与《论语》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用朱熹的话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将《四书》并行,是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以理学思想编撰了《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南宋之后官学与书院的主要教材。元皇庆二年(1313),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此后,体现程朱理学思想的《四书》《五经》逐渐取代了汉唐经学教材中的地位。

 

明初,文学家解缙上书明太祖,建议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由此开启了官修理学教材之端。永乐年间,在明成祖亲自主持下,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将此三部大全颁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和天下郡县学,标志着程朱理学教材体系的形成。

 

朱熹对古代教材的贡献还体现在蒙书上。南宋之前,蒙学教材已有很多,大多是识字类教材,少部分是知识类教材。朱熹从经传史籍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道德教育类教材,广为流传。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由《小学》发展而来的蒙书,被称为“类《小学》”教材,如陈选的《小学句读》(即《小学集注》)《小学俗讲》、吕坤的《小学释》、黄佐的《小学古训》等。到封建社会后期,对童蒙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已成为主流。

 

清初,汉学复兴,经学复古,讲说经书多主张实证,不主张空谈义理,一批考据学者对经学典籍进行诠释阐明、训诂名物,为改正教材错字,改善教材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命在国子监刊立石经,以蒋衡所书《十三经》为底本刻石,称为“乾隆石经”,并以墨拓本颁行各省,确立了《十三经》的标准本。

 

总的来说,古代教材包括大学教材、专科学校教材、蒙学教材等类型,虽然有一些改革,但从“六艺”到“五经”再到“四书”,教材编撰始终坚持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原则,即使偶有一些科技类教材的出现,也未动摇这一根本。

 

二、古代教材什么样?

 

其一,古代教材大多是原典材料。古代学校没有现代的年级、学科、课目、单元、课文之分,其教材就是经典著作,从其实际应用看,更像是学材,即学生学习的材料,这是与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传统学校教学大多是个别教学,注重学生自学、教师只起答疑、启发之功。朱熹认为,为学是学生自己的事,“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在于“示始正终”,用自己的治学经验来指导学生的学习。

 

其二,中国古代教材内容以人文教育为主。这固然与传统社会知识体系、认识水平有关,但更主要是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儒家主张德上艺下、重道轻器、重人文轻自然与技术,孔子在谈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所编的“六经”涵盖了道德观念、语言文学、社会政治和哲学历史,是以道德义理为主体的人文文化。这种人文教育不仅为古代学校教学内容奠定了基础,还为教材编撰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教材要关注人性的涵养、人伦的教化,要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哲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几乎没有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道德而单纯讲授知识的。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以“道”为核心。即使是批判理学、倡导实学的清初教育家颜元也明确提出,“学所以明伦耳”。古代学校以道德教育为主,德育中又以儒家纲常伦理教育为主,其教材也与“德上艺下”的价值观一致。

 

其三,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与选士制度影响非常明显。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五经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其他学派的思想只能在民间私学教学。在人才选拔方面,汉代也以儒术、策问定高下,所谓“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汉代太学传经,需严守师法家法,师法即师承关系,代代直系相传,家法即学术流派,侧重于传经内容。一些有造诣的经师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体现在形式上即为“章句”,这些“章句”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经学教材。由于师法、家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教学与考试过程中,师法、家法之争无法避免。统治者曾数次致力于经学的统一,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就是为了统一经学内容而立,也标志着汉代官方权威经学教材的确立。唐代推行“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人才选拔上采取科举考试制度,设置了几十种科目,不仅有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秀才、进士、明经科,还开设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目,甚至开设了道举科目。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重文轻武、尊孔崇儒,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标和标准皆以文行为贵,形成了新的义理之学。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没有离开五经,但其方式由死记硬背经文注疏转向阐述儒家经典义理。如王安石变法时曾停止在进士科中试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策论。科举内容与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材,出现了一批体现“宋学”特征的经学教材。明清两代,文教政策上推崇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也明确规定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以程朱学理学派的注疏为标准。

 

其四,古代教材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虽然经学作为古代教材的主体地位自汉以后一直未变,但随着时代发展、学术变迁,解释经学的注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汉代学校使用的《五经》教材,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派别的不同。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一直占据博士官学的正统地位。古文经学派则竭力为古文经争得合法席位,到东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受到推崇,王肃所注《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以及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皆列于学官。宋代教材反映了宋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北宋初期,汉唐的传统经学教材中还有一定地位,后来理学崛起,用理学思想诠释经书逐渐占据了教材的主体地位,南宋以后逐渐理学化。清代乾嘉考据学派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与天命,无补于国事,也无补于治学。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不偏重一家”,既与宋学彻底分离,但又不同于旧汉学。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之制数。”经学上这一系列变化,虽对官学正统教材影响不大,但在民间书院中,其教学内容的演变却清晰可见。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史,给后人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古代教材,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读书人头脑,阻碍了科学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教材,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从中发掘民族文化的活力,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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