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所有经费几乎是靠共产国际支持。所以共产国际才对中国共产党有那么大的话语权。当时，中共所开展的工运、农运、学运和宣传等，都是要大把花钱的，而自己根本没有其它的资金来，只能听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政党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己要想独立是不可能的。当毛泽东建立起苏区政府后，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不仅不花中央的钱，而且还给中央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1931年12月，博古的临时中央成立后，急需资金。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以较高的社会身份作为伪装，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没有充裕的经费作保障，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莫斯科方面的拨款不能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只能向苏区要。尽管他们不待见毛泽东，但要钱的时候却毫不客气。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亲自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黄金一百二十两作为＂特别经费＂，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大土豪没收来的黄金首饰，于是林伯渠就请金匠把首饰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林伯渠 要把这批黄金从瑞金安全送到上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当时从苏区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已经建立起来。这条交通线是由周恩来亲自设计、组建的，在主要的港口、车站、关口设立交通站。这些交通站受党的领导，安排重要人员负责。当时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负责接送来往的同志和首长，为他们带路、安顿食宿并保护安全；沟通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传送秘密文件、信件、报刊；负责将采购来的经济物资、药品、食盐等运到苏区。 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上面写着一个＂快＂字，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地下交通员，凭暗语和凭证相认来转运经费。按照预定的路线：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转运。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启程。按说一个月怎么也应该到上海了，但一直到12月22日还没有到。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已经发了5封催询电报。1932年元旦，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经收到的前六个凭证来找林伯渠，确定是凭证原件后，邓发才意识到经费出了问题。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松江至上海那一站。 1930年的上海外滩 这可是中央等着救急的巨款啊，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失了呢？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追回巨款。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苏区保卫局于是请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上海特科的情报人员去找最后一站的交通员，但此人失踪了。由于上海的形势险恶，临时中央很快撤离到了苏区，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这件事成了几位当事人心中永远的痛。 上海街头枪毙共产党人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被列其中。当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调查此案。 1949年12月6日，上海公安局派出以蒋文增为组长的调查组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林老提供了一条线索：瑞金派出的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通过找到高自立，了解到这位小秦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调查组找到了第一位交通员小秦，然后一路摸排，找到了第六位地下交通员刘某。刘某说那次跑交通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某回忆说：1931年12月1日晚上7点多，刘某从上线接收到黄金后，于3日抵达了松江，与一个穿戴黑色衣帽的人接上了头。后来刘某将凭证交给组织，任务就算完成了。松江那个穿黑色衣帽的男子，他拿到物品去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就得去松江碰碰运气了。刘某当时提供了一个小细节，他在和黑衣人对凭证时，无意间在黑衣人包里发现了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也就是说，黑衣人曾经松江住过旅馆。调查组查了松江城里所有的旅馆，毕竟快过去20年了，一无所获，线索彻底断了。调查组在无望之中准备撤回。 上海大世界 撤回前，侦查员小徐请假说要去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找一个山东老乡叙叙旧，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有新的发现。席间闲谈，山东老乡问小徐来松江出差的事由，小徐就说起了18年前的案子，没想到坐在一起的大厨老柏突然开口：那年头松江还有个住宿的地方，那是一处当时保安团内部的招待所，外人也可以入住，但是非常严格，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小徐大喜，吃完饭后立刻向组长汇报了此事。调查组立即前往那个招待所，查了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的住宿档案，符合侦察目标的嫌疑人只有一个：来自上海一家药铺的梁某某。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梁某某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调查组让刘某看了梁某某的照片，刘某确认这个人就是当年与他接头的那个地下交通员。调查组立刻动身前往梁某某的老家嘉定县，看看能有什么收获。 没想到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通过公安局找到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名叫梁某某的老药工。结果，最后一个到场的老师傅说：还调查什么，梁某某就是我收的第一个学徒。 功夫不费有心人，侦察员们终于找到了第7名交通员、神秘的黑衣人梁某某。难道是他劫走了黄金？梁某某被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当时不知道执行的是什么任务，领导交代的是人在物在，丢了要掉脑袋的。于是他小心谨慎，接到物品后立即返沪。组织上考虑安全性，于是交代梁某走水路返沪。梁某一路小心地到达曹家渡码头，当时已经是凌晨，他叫了一辆崭新的黄包车，想返回住处。正在车夫费力地拉着车上坡时，上来两个人上前帮忙推车。老上海有许多衣食无着的流浪汉，专门在桥上或者坡道旁等候，为有钱人推车赚取小费，因此梁某某并未在意，谁知就在这时，毫无防备的梁某某突然被这两个推车人用一条毛巾捂上了迷药。等到第二天晚上，梁某某被店小二唤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家旅社的床上，头脑犹如一片迷糊。此时梁某某突然想起自己的秘密使命，急忙查看。自己的行李都还在，可是另一个装＂特货＂的皮箱却不见踪影。再一闻，自己浑身的酒味，只一思索，梁某某就明白自己是中了专事坑蒙拐骗的＂白相人＂的道儿了。 上海黄包车夫与顾客讨价还价 梁某某想起领导的交代，觉得出了大事。于是找来旅社所有见证此事的人，为他出具一份证明，证明他是在昏迷中被送到旅社的。后来这份证明被旅社乐经理保管起来，并以＂捻七＂为暗号，只有说出暗号者才能够说出实情。侦查员立刻找到乐经理并说出＂捻七＂暗号，这才拿到那份证明。至此，侦查员确定＂特费＂是被劫的。但到底是被谁劫的呢？线索又断了。该从何下手呢？侦查员的想法是：求助于所有旧上海的老警察。上海市公安局这些老刑警都召集了起来开会。这些老警察们认为这起案件是一种巧合，但因为当年没有报案，所以他们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20年前发生的这起劫案，到底是谁干的呢？一个又一个的线索都断了，眼看又查不下去了。就在侦查员们焦头烂额之际，突然，从提篮桥监狱中传来的一条线索，终于让真相大白。 原来，那天召集旧上海的老警察们开过会后，一名曾姓警察犯了事儿，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曾某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听说这个曾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都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姓警察有一天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大劫案。第二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某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有关检举揭发的政策问题。曾某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一问之下，这个冯姓犯人要检举的正是自己昨日所讲的黄金大劫案，他怀疑作案人是他的表兄吉某某及结拜兄弟阿古和小克。提篮桥监狱牢房内景(1929年) 接到冯某某的检举后，调查组全体出动，连夜拘留了吉某某，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某某与刘某某辨认，正是当年装纳＂特费＂黄金的那个。吉某某被捕后作了交代，其作案情形确如侦查员事前的分析。当年意外得手后，三人随即断绝来往。抗战胜利后，吉某某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1937年就在青帮铲除汉奸的作战行动中殉国了，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店。调查组拘捕了阿古，在对另一案犯小克家的搜查中，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经当年打造金条的瑞金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吉某某、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