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消委会的一项调查显示，95 .32%的受访用户手机中存在预置应用软件，其中88 .91%的预置应用软件不可卸载，并认为，预置应用软件违反多项法规。
实际上，在利益的驱使下，预装恶意软件已成为手机市场的潜规则，解决问题需要建立芯片安全机制，完善产品监测手段，加强流通环节管控力度等多个环节入手。早在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就已曝光了大唐高鸿通过预装软件，向手机植入恶意软件，获取用户IMEI、MAC地址等设备信息，查看系统应用软件列表，并监控用户日常使用软件的时间、次数、网络流量等侵权行为。
因为恶意软件开发周期短，成本低，获利快，所以在手机市场中，此类问题普遍存在。不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目前的产品条件，还不能完全规避预装软件带来的风险。
手机软件是如何预装的
对于由预装软件引发的问题，业界人士并不陌生。
技术层面，窃取用户隐私的软件与吸费软件没有明显区别，都是在安卓系统平台中，被打包为APK格式的dalvik vm执行文件。因为此类文件在“/system/app”文件夹下执行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在程序正常运行时，用户在删除移动应用后，仍然无法删除保存在后台的问题程序。
手机预装软件分为两种，一种是吸费软件，不过现在正规的手机预装渠道已经不再接受吸费软件了;另一种是常见应用，这种是通过提升应用装机量，窃取用户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数据信息，或者保证目标应用长期运行在智能手机中不被删除，而不是与利益相关方分享用户流量损失的红利。此类应用中，应用推广平台开发商按程序的装机量，向协议方交付0.7至3元人民币的费用，保证程序安装到手机中。
在使用过程中，用户数据信息，会通过无线网络信号，发送至指定平台上。收到回复后，平台厂商就得到了向软件厂商索取利润的凭证，进而索取相应利益补偿。厂商的平台规模与推广力度越强，交付的费用也就越高。
过去，平台厂商会与手机生产商接洽，让刚出厂的手机早早预装目标应用。在产品进仓之后，工作人员通过连接设备，用电脑直连手机，完成预装准备工作。此流程中，操作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成本，曾被央视点名的“大唐神器”正是这样的一款已经落伍的应用。
不过伴随技术的进步，硬件直连的方式正在被新式装备取代。目前，预装设备可以通过WiFi与手机连接，每台设备可以并行为40部手机安装程序，缩减了预装成本。即使是为百万部以上规模的手机预装软件，工作量也不会很大，占用的时间成本也不高。
在新式预装设备被广泛使用后，手机供应链开始伺机而动。由于预装应用的条件限制不多，导致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分销渠道商与平台厂商的合作开始增多，重装手机系统的频率随之提升。
正因如此，用户很少使用到生产环节预制的软件，开始更多地使用渠道商预装的软件，平台厂商的合作伙伴，正在从传统的生产商转向渠道商。谁更接近最终用户，谁就是平台商的最终合作伙伴。
手机预装软件并非完全无用
在2010年年末，知名市场战略咨询机构iGR Research对美国消费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预装软件是智能手机买家的购机动机之一，有25%消费者表示预装软件的种类和质量影响了自己的购机决策。
类似情况在PC（个人电脑）市场上也存在，事实上，是电脑制造商开了预装软件应用程序的先河，例如反病毒软件、搜索工具栏、游戏和某些运营商提供的网络连接服务。而这一举动在一开始也是没有恶意，且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者可以在购买电脑时试用新的软件，而软件制造商将得到机会接触新用户，PC制造商也能通过和软件公司签订的在他们电脑上推广其产品的协议赚取金钱。实际上，微软在PC领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消费者乐于接受预装软件的习惯。
这一点，在今天对部分中国用户仍然是如此，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市场的大部分用户对移动互联网的关注度远没有城市用户高。在不少农村市场或者中老年用户中，智能手机的概念还没有充分普及，当用户接触到新奇的智能手机时，发现手机除了发短信、打电话之外，还有很多额外功能，可以聊QQ，浏览网页，玩游戏等等。这部分用户不会把这些预装软件单独地和手机本身的功能分开，他们认为这就是手机功能的一部分。如果一款手机不能满足初级用户的这方面需求，在打开手机市场方面肯定会大打折扣。而这种需求，正是预装软件最初得以进入PC和今天打入智能手机的基础。
手机预装软件来自于PC端灵感
预装软件虽然对部分用户来说是“刚需”，但对另一部分较为成熟的用户来说，则被“人人喊打”。而这种纠结的表现，在PC和智能手机上也几乎一致。在几年前，知名科技媒体《连线》就注意到了智能手机预装了用户无法从设备中删除的试用版软件和应用程序的现象，并认为这些软件开始有泛滥的势头。《连线》把这些这些推广移动电视、足球游戏和位置搜索的臃肿软件，等同于了PC 界的垃圾软件（crapware或craplets ），这个词指代那些与设备捆绑的不需要的软件或媒体文件，它们的目的只为提高收益，表面上却是提供给顾客尝试新鲜服务的机会。
而现在，这种臃肿的预装在平板电脑领域也出现了，上市不到一年的微软Surface Pro 平板电脑64G版本，就被曝出由于预装软件占用空间过大，实际可用空间仅有23G。
八成用户不愿意手机预装软件
在中国有近九成智能机预装了第三方软件，定制机、合约机的情况严重。
《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预装软件用户调查报告》显示，新买手机中有预装第三方软件的用户达到87.9%。
来自第三方的艾媒咨询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预装软件用户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用户新买智能手机第三方预装软件情况方面，表示有预装的用户达到87.9%，而近八成用户表示其新买智能手机里含有15个以上第三方预装软件，其中以31-45个的数量范围为主，占32.8%，其次是16-30个，占28.3%。而仅有7.6%用户表示新买智能手机里的第三方预装软件数只有5个或以下。
还有，八成以上智能手机用户反映第三方预装软件过于消耗手机内存;另外约有一半用户分别表示第三方预装软件浪费资费及消耗流量;而认为此类软件带来积极影响的用户则不足两成。由此可见，在中国，智能手机被预装软件“绑架”的情况有多糟糕。
特别需要指出的，在这些预装大量软件的手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运营商所推广的定制机和合约机，这些手机往往还会单独大量预装运营商的应用商店，邮件系统和通讯录等软件，情况甚至要较普通手机的预装更严重。
监管手机预装软件需要执行力
在去年11月1日前，关于智能手机软件预装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存在空白。而从去年11月1日起，中国正式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端管理的通知》。该通知中，对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和预置应用软件提出了管理要求，规定手机厂商不得在手机出厂时预置5种性质的手机应用软件，其中包括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调用终端通信功能，造成流量消耗、费用损失、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等。也要求了运营商定制手机机型需要保留用户自行卸载预装软件的权利。
不过针对这项通知，笔者认为这只是行业监管的声音，关键在于执行力和操作性，这一行业监管政策效力偏低，通知并未提出具体的惩罚措施，用户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也未涉及，效果还有待观察。
我们再来看下国外，美国Carrier IQ旗下软件因会追踪用户隐私信息被受争议，而对此，美国出台了《移动设备隐私权法案》，《移动设备隐私权法案》在执行和处罚上就可操作的多，不但明确规定了第三方软件在安装和获取用户信息时应取得用户许可，针对违反法案获取用户信息的行为也有明确的处罚措施。
强制预装软件直接违背了消费者自由使用手机的意志，强制预装软件同时又不进行解释说明违背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如果手机捆绑了软件，并因此能够以一个相对低价卖给消费者，就理应向消费者说明，由消费者自己判断是否购买。但现实中，往往低价就成了唯一被提及的因素，其它如预装难以卸载的软件这种代价都被有意无意的掩盖了。
预装软件本就是一个将软件和硬件成本均摊的办法。所以这其中并不是简单的“禁止”就能完全解决的，利用法律保证恶意软件对消费者威胁降到最低，同时，再利用市场竞争让消费者能够更自主多元的选择产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消费者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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