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9日，华为“鸿蒙”揭开面纱，成为世界焦点。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一身休闲打扮站在镁光灯下，一如既往地意气风发：
如果安卓不能用，鸿蒙随时可用。
这是华为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新高度，也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新高度。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1G到5G，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的中国科创，终于走到了任正非所说的“山顶”前。
蛰伏：暗度陈仓
1984年，瑞典爱立信公司向新中国派遣了第一位淘金者：毕尔克（Per-Olof Björk）。
在与南京邮电部门的接触中，等待12个小时才与公司通上国际长途这件事，让毕尔克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其通信市场将是一块无比巨大的蛋糕。
当年12月，没能拿到南京订单的毕尔克赶赴北京，和电信管理局的官员举行会晤。从车水马龙的二里沟谈判大楼走出来后，他面带微笑。此后，爱立信与秦皇岛签订合同，并向秦皇岛输出了一套移动通信设备系统；
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套投入使用的移动通信设备系统。
当时，秦皇岛被列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但其落后的通信技术制约了改革开放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秦皇岛在上级领导指示下，向6个国外公司发出了“询价书”与“技术规范书”。但在给出报价的4家公司中，只有爱立信勉强同意，可以向中国输出技术与设备。
其他公司拒绝中国是因为一个非官方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
这个在当时两极格局下咬牙与苏联争斗的秘密组织，禁止发达工业国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先进高科技。这让包括爱立信在内的许多西方企业，都不敢明目张胆向中国售卖设备和新技术，也让秦皇岛这次中外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终，双方各自让步，四轮谈判后，达成了一个“减少数字端数量与新技术缓期供货”的共识：爱立信只出售落后的“蜂窝450兆的移动通信系统”给中国。
这与中国制定的标准“900兆”相差甚远，秦皇岛也只能无奈接受。
但爱立信在执行合同时，却给了秦皇岛梦寐以求的达标系统。
在媒体日后的报道中，此事仅一笔带过。《世界电信》简单概况：“中方以理说服，爱立信立足长远，450兆的设备换成了900兆。”
1987年5月，历史性时刻来临，秦皇岛除了打渔船和北戴河外再添亮点——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在此开启。
随之而来的，还有100部3公斤沉的手机，售价高达27000元。
27000元在当时抵得上一套秦皇岛的房产，虽然因此购买者寥寥无几，但步入新时代的普通中国人，开始感受到高科技的昂贵。
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秦皇岛承接了水上项目：帆船、帆板比赛。能在一片汪洋中无死角传递各种信息、实时反应海上赛事情况的移动通信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因表现优异，秦皇岛的通信工作被亚运组委会颁发了一等奖。
1G时代的科技开始加速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但在整个1G时代，这种改变都是被外国公司推着走的。通信科技，多半也只是外国公司的专有名词。
九十年代后，中国移动通信需求激增，但咽喉被“七国八制”紧扼：美国朗讯、法国阿尔卡特、加拿大北电、德国西门子、瑞典爱立信、比利时BTM、日本的富士通和NEC。
中国本土先后成立的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华为等，当时只能望洋兴叹，或卧薪尝胆，或自暴自弃。
1999年，任正非带领华为员工来到珠海凭吊“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这栋烂尾楼曾代表着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但它彼时已然落幕，史玉柱正研究着用脑白金东山再起。
也是在那一年，华为成功跨过百亿大关，并决定从固网战略转移到GSM移动通讯领域。一位前往华为餐馆的副市长在欢迎宴上问任正非：政府要做些什么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任正非回答：
什么也不要干，政府只要把道路修好、把城市绿化好，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
还是在这段岁月，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冒险家也纷纷上场了，而且，他们不再是挖矿、盖楼，也不再是开店，办厂。他们的名字叫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
互联网，这个被认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巨浪里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已经落后百年，甚至消逝在全球经济产业浪潮的中国，正步履蹒跚地重回世界舞台。
失陷：口蜜腹剑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遭恐袭坍塌的照片瞬间传遍全球。其快速传播依赖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彼时的中国正开始从1G向2G过渡，而邻国日韩已经开始颁发3G牌照。
落后就有机遇，甚至落后就是机会。
美国华人朱宝麒就是看好机会的人之一。在美国融资创业的计划落空后，他第一时间想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911”事件发生几周后，当看到首都国际机场仅有的两条跑道和两个候机楼，他便在北京的夜空中暗自庆幸：
没有来晚。
朱宝麒决定在中国大干一场，赢在由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共同推动并必将有所成就的大科技时代。而且，他还掌握了核心：微硬盘。
这种由IBM开发的新数据存储设备，体积小、容量大，能广泛应用在数码相机、MP3、手机等电子设备上，在当时被视为行业的未来。
但朱宝麒运气不佳。互联网泡沫破灭，创业投资氛围整体低迷，他在北京等地寻找投资相继受挫，直到经人介绍，认识了正在北京开会的贵州省大领导，并用“10年内在贵州实现1000亿美元高科技产值”的豪言打动了对方。
1000亿美元等于再造一个广州市，贵州决定赌一把：组建合资公司。朱宝麒负责组建团队在贵阳建厂并以技术入股，政府协调贵州本地企业出资。
贵州很快迎来一个春天，而且看上去很美——
建厂八个月就实现量产，赶在东芝、希捷之前，创造了全球第二家1英寸微硬盘厂商的成就，并且放出豪言：在明年，开枪为希捷送行。
2004年冬天，就在朱宝麒谋划为世界硬盘巨头希捷送行时，松下、日立、索尼等十余家日企密会于大雪突降的北京，专门为中方高层科普了一次“专利立国”。
几周后，日立硬盘便以专利侵权为由，状告贵州微硬盘，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上了“生动一课”。这也是外企的惯用战术：
先让你去投入，再扼杀你于摇篮中。
这一官司，直接推动中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要“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而这背后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看到了：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商业法则下，不掌握核心就会永远被动挨打。
2006年，三星发布了全球首款8GB微硬盘手机。但在美国加州，北部地方法院却宣判了贵州微硬盘项目死刑，中国唯一微硬盘项目解体。
7月2日晚，贵阳城郊的微硬盘厂永远关上了大门，相关人员全部遣散，外籍员工最后一批撤离，夏日的凉风缓缓吹过，大巴驶向城内，一路沉寂。
连核心员工都得靠外籍，这是贵州微硬盘的另一个短板。它的背后，则是中国在科技人才上的梯队失陷。
其实，美国防止中国在高科技突围的案例，早在贵州微硬盘倒下之前就已频频发生，甚至越演越烈：
1999年，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核物理学家李文和，被美方扣上“中国间谍”的帽子。理由是，他帮助中国盗窃了美国最先进的核技术。此事在被澄清是虚无之后，李文和写了本书——《我的国家控告我》。
2001年，三名华人被美国逮捕，原因是他们想在中国设立一家高科技企业，在美媒的舆论中，这个案件还牵扯到了大唐电信。
当时，大唐电信被认为是代表中国突围通信产业的典范，它是中国第一个能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DMA移动通信商用设备的电信设备供应公司，先后打破了外国企业对中国SIM卡的垄断。
2002年，年销售将近200亿美元的思科，制定出一个特别的专案计划并且成立专案组，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以“知识产权”为抓手，全面围剿当时年销售额才200亿人民币的华为。
……
封杀、围剿中，有的人倒下了，如贵州微硬盘；有的人，却向更高的山峰攀登，并且越站越高，比如华为。
在被思科特别看得起的2002年，华为开始介入CDMA网络的研发，并由此起步，坚定不移向网络科技挺进，2G不够好，继续干3G，3G还不够，就干4G……
集中力量，对准城墙口发起了冲峰。
追赶：乘风破浪
2007年，颠覆世界的iPhone问世，这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制造的力量。
iPhone预计上架时间不足两个月时，乔布斯突然将手下核心成员召集进了一间会议室，气冲冲地掏出兜里的iPhone样机与钥匙，声色俱厉道：我不愿意出售会有划痕的产品。
“乔布斯需要的iPhone屏幕，是不会被钥匙划伤的玻璃。”而且，“这件事情必须在六周之内办好”。
会议室中，苹果公司的高管们面面相觑，一位管理人员则赶紧冲出大门，订了一张前往中国深圳的机票。因为他知道，乔布斯的这个要求，只有中国才能实现。
因为在那里，才有随时可以扩员的产业工人，才有一夜之间就可拔地而起的工厂，才有数百家工厂组成的零部件与服务供应链，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车间。
“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吗？隔壁就有这样的工厂。需要100万个螺丝钉吗？厂子就在一个街区之外。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吗？三个小时就可以办到。”这就是苹果高管眼里的MADE IN CHINA。
美国（苹果）创造，中国（富士康）制造，成就了iPhone，推动网络进入新世界。
世界电子工业新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谁不希望在这时代多分一杯羹？
即便改变总是艰难的。
2008年4月1日，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愚人节里，《人民日报》上写着：3G来了。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3G标准“TD-SCDMA”也来了。
这比首款支持3G网络的iPhone发售，早了3个月。
代表中国提出TD-SCDMA标准的，正是此前被美国虎视眈眈的大唐电信。而另一家创立和成长于中国的企业，则早在4年前就已成功研发了可适用于TD-SCDMA的手机芯片，并走到一个关键节点上。
这家企业，名叫展讯通信（Spreadtrum）。它一出手就肩负着实现强大中国手机芯片的梦想，但因参股外资众多，赴美上市后，其话语权一直在美国资本手里。
金融危机让展讯的创始人武平看到了机会，当展讯股价跌至低谷时，只要1亿美金就能买回“救世主”。武平开始上下游说，希望中国资本能把展讯买回家。
但此时，台湾联发科联手深圳华强北占据了国产手机90%的份额。中国3G商用还要在一年以后，展讯在一众资本眼里还没有价值。
无法实现把展讯留在中国的武平，一时间心力交瘁，挂冠而去。他既没套现到巨额财富，也没成为世人眼中的大商人，但在接受采访时候他说：
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里是展讯的根。
终于，2013年，一位在世界舞台冲锋的中国企业家让武平的梦想彻底落定：清华校友赵伟国领衔的，由他私人公司与清华控股改组成立的紫光集团，对外宣布完成了对展讯的收购案。
清华控股负责人附带评价称：“收购的完成标志展讯成为一家真正的中国企业，芯片设计对于一个国家的通讯及信息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而此时，已是4G推动中国不断抢跑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了。
奔跑：直挂云帆
iPhone来了，智能机来了。当苹果、三星等合力把诺基亚推下深渊时，又一批中国创业者、企业家，踏着科技与时代的巨浪登台，与巨头公司分庭抗礼，而且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2011年8月，当台上的雷军一一列举了友商同等配置的手机价格并神神秘秘地问道小米该卖多少钱时，台下有人答：¥5000。
雷军会心一笑后，大屏幕上出现了：“¥1999”。
在小米风光无限时，OPPO设计了首款滑盖智能手机，请来国际男星莱昂纳多代言，却成为了“沉没的泰坦里克号”。哀鸿遍野下，其南京市场负责人李杰挺身而出，主动向公司提出要去攻克东南亚。
以印尼起步，李杰单枪匹马从0到1，带出OPPO的国际化，也跑出中国品牌企业国际化的新成绩。在其示范下，小米、vivo、一加、金立纷纷抢滩海外。
这当然不是一条坦途，就像当初和如今的华为。
致命的，依然是核心技术。
2014年，在印度一路顺风顺水的小米被爱立信专利诉讼，面临禁售。雷军提出的出海十个国家攻势，不得不暂缓。据《志象网》报道：期间，雷军去了一趟印度，回来后大病一场。
此后，印度成为中国手机品牌专利纠纷的高发区。金立、小米、OPPO、vivo等国产厂商都在此被巨头科技公司起诉过。
2018年，中兴事件爆发，进一步让国人看到不能掌握核心的心酸，看到世界对中国核心的扼杀，甚至禁不住要问：
中国的科技真的那么脆弱吗？
围堵者可不会给对手太多思考的时间，制裁华为接踵而来。
但这一次，提问者得到了毫不示弱的回答：
“哪怕挨打很疼，华为也不能输。”
隐忍15年的备胎海思芯片迅速转正，5G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大厂商，直到最后一道，也是最大的系统威胁也被破除，至少是有备有防患：
如果安卓不能用，鸿蒙随时可用。
此时的华为，已是年销售收入超过千亿美元的世界巨头；当年意欲扼杀它于世界舞台，市值是它近10倍的思科，其目前营收已不足华为的二分之一。
眼下，在5G时代领跑的华为，宣布已获得超过50个商用5G合同，并发货20万个5G基站。
中兴也不甘示弱，虽在2018年备受美国打压，但它仍是全球的顶级运营商，目前已在全球拿下25个5G商用合同，已为超过180个国家与地区提供服务。
在近四十年的科创硝烟里，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也积累到将近2000家，位列世界首位。在2017年IC insights报告中，全球前十大Fabless排名，华为海思与紫光集团榜上有名。
而跟随时代一同成长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成就斐然：
腾讯、阿里，分别成长为世界前10大市值公司；百度下注AI，企图领跑下一个时代；小米成立仅9年就登榜世界500强企业；滴滴、字节跳动、美团……也正在合力将中国推向全球移动互联网应用与发展的高地。
从1G到5G，从空白边缘到登堂入室，从缺芯少屏到自主研发，从市场换技术到中美博弈，中国科创这条路，沿途风光正好，但也有万丈深渊，散落在道路两旁的尸骨是跌倒者曾经的奋力追赶与苦不堪言。
这一路，中国科技产业界经历了蛰伏、失陷、追赶与奔跑后，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了山顶前。
而在5G来临时的紧要关头，山顶上的“世界警察”放下了傲慢，毫不掩饰地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更是散发着紧张情绪。或许让美国人害怕的，是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会看到被写进教科书里的超越。
但筑墙垒壁，只会激发更汹涌的爆发和更猛烈的前进，挡不住大江大海的奔腾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