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她公开反对假借宗教和革命外衣的男权言论：请问宗教信仰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正直，还是反对流行时尚？你说我们的袍子太短，我们的裤子不雅，我们化妆浓等等。你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是这些男士们呢？穿着不同的衣服，留着不同的发型，有时候我们甚至能看见他们的底裤。我只是想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对男士发表意见？
本文转自单读。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我们自己的保护壳和屋外妖魔世界之间的漏洞中。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许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象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
——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
《我在伊朗长大》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玛嘉·沙塔碧（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折射出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伊朗的社会变迁。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德黑兰：幼年时期的政治启蒙
1978 年，伊朗各阶层人士不满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政府的专制独裁以及与实际相脱离的现代化建设计划，再加上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人们发起了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同年 8 月至 12 月，罢工以及示威游行使得国家瘫痪。1979 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然而，街上浩浩荡荡的声势和摇摇欲坠的政权对于十岁的玛嘉来说过于遥远而陌生，她亦不能够全然理解父母那高涨的革命热情。
但当她意外得知自己的爷爷是恺加王朝的王子，并曾经因为加入了共产党而被投入监狱时，玛嘉天性中的正义感被点燃了。她头绑绷带，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高声喊着游行口号。因为承袭的血脉，玛嘉生发了一种独特的使命感，这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
“革命”意识在苏醒
旧政府倒台之后，全国都很兴奋，仿佛每个人都成了革命者。就连邻居脸上的红痣，都变成了为革命所受的伤。政治会议越开越多，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日的国家英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玛嘉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二个至为关键的人物：艾诺叔叔。艾诺叔叔是父亲的兄弟，曾是旧政权的强烈反对者。他年轻时被迫流亡至苏联，后在归国途中被捕入狱。现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随着旧政权的推翻而宣告终结。艾诺叔叔使得玛嘉对革命者的想象变得可观可触。从艾诺叔叔的叙述中，她意识到，政治立场和所处地域并不能改变一个人对家的牵挂。艾诺叔叔当年为了回到伊朗，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伪造证件。“永远别忘了你是谁，你的家乡在哪里。”
然而，如同人类历史中无数次革命那样，伊朗在旧政权被推翻后不久便陷入了“革命危机状态”。经济及政府机关无人履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夺权行动愈演愈烈。正当玛嘉沉迷于艾诺叔叔的传奇故事时，后者就被再度投入监狱。随之而来的，是伊朗社会对女性自由的限制和对西方文化的抵制。面纱被鼓吹为自由的象征，酒精成了违禁品，Abba 和披头士的专辑只能在地下市场被找到。1980 年，奉行泛阿拉伯主义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乘伊朗内乱，派军队入侵，企图扼杀还在襁褓之中的革命。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玛嘉的生存环境都变得越来越逼仄。于是，她的父母决定将玛嘉送去欧洲生活。
维也纳：少年时期的跨国游荡
欧洲向玛嘉展开了翅膀，但并不如她所想的那样。起初，她有限的法语无法与身边的人顺畅交流，愿意接纳她的只有同为学校里的边缘人。她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去酒吧，打游戏，妄图以短暂的虚无代替寻无可寻的归宿，然而玛嘉在内心深处依然觉得自己同环境格格不入。第一年圣诞，玛嘉向父母违心地报平安，说一切都好，有同学照顾，挂下电话后却独自一人煮面条，百无聊赖地看电视节目，妄图以嘈杂掩饰内心的寂寞。为了驱赶寂寞，玛嘉找一切能读的书来读——从弗洛伊德到巴枯宁。然而，对于玛嘉来说，西方文化变得比在伊朗遇见时还要神秘。如果是成长在一个和平国家，也许小玛嘉并不需要急速地经历这一切日后并不觉得甜美的回忆。
革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伊朗的印象。上世纪 80 年代，一部分欧洲人视“伊朗”为与西方的文明开化相对立的野蛮国度。每当被问起来自哪里，玛嘉回答“伊朗”时，都要经历一场腥风血雨式的争执，然而被问得多了，玛嘉渐渐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在一场派对上，她声称自己来自法国巴黎。然而随即而生的颓丧情绪却几乎要将玛嘉吞噬：就因为人们把你当作只会叫嚣和斗争的狂热教徒，你就要否认你的身世？玛嘉再度想起艾诺叔叔，想起为无辜之人发声不惜忍受牢狱之苦的爷爷，也想起无数在革命中死去的人们。
伊朗街头的”反美“宣传
“我是伊朗人，而且我很自豪。”当同伴再度嘲笑玛嘉时，她在她们面前大声地喊出了这句话。与此同时，伊拉克和伊朗长达八年的边境战争正愈演愈烈，对家人的牵挂和内疚使得玛嘉的混乱感漫无边际。在结束了一场痛苦而失败的爱情后，玛嘉决定回到伊朗。
德黑兰：青年时期的人在吾乡
本是想回家疗伤，然而玛嘉却在家乡收获了更多的伤痛。80 年代末，两伊战争结束。面对德黑兰那一条条以烈士名字命名的街道，玛嘉如同在公墓中行尸走肉。父亲告诉她，停战前一个月，伊拉克每天对德黑兰狂轰滥炸，一些反对派逃到了伊拉克，这使得伊朗政府很恐慌，于是国家决定强制结束这一切。他们建议囚犯正式背弃他们的理想，承诺效忠政权，并且服刑，或者处决，然而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于是千千万万的人倒下了。“八年无谓的战争，一百万无谓的牺牲。”父亲愁容满面。
后来，玛嘉遇到了她的童年伙伴凯亚。她发现他像是死了一样——凯亚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和一条腿，他的一生也许因此而被摧毁了。然而让玛嘉惊讶的是，凯亚在叙述他的遭遇时显得如此平静，并在之后一笑了之。也许比苦难本身更具有悲剧意涵的，是苦难后的释怀。相反地，玛嘉在欧洲生活的历程如同一袋沉重的石子一般，无处安放。而也许在欧洲生活时，玛嘉万万不会想到，回到伊朗的她，依然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心灵的难民。
战争时期结束之后，历史出现了回潮的迹象，人们妄图在生活中寻找快乐，然而他们忘记了，自己其实并不自由。独裁政府把异见学生抓进监狱，人们不再敢公开谈论政治。一部分穆斯林男子在公开场合宣称——我要求所有年轻女士穿着窄裤长袍，头发必须遮盖住，不允许使用任何化妆品。让人更为气恼的是，他们还假以革命之名——革命之花是用烈士的鲜血灌溉的，不恰当的行为就像是践踏烈士的鲜血一样。
革命后的伊朗女性
过去的经历如同宝藏一般，在必要时赋予玛嘉勇气。她公开反对假借宗教和革命外衣的男权言论：请问宗教信仰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正直，还是反对流行时尚？你说我们的袍子太短，我们的裤子不雅，我们化妆浓等等。你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是这些男士们呢？穿着不同的衣服，留着不同的发型，有时候我们甚至能看见他们的底裤。我只是想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对男士发表意见？幼年时曾经予以玛嘉政治启蒙的爷爷和艾诺叔叔如果能在天国听到玛嘉这一声声掷地有声的反问，定会无比骄傲。
电影台词——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
然而，玛嘉的言论并没有减轻当局和社会给予穆斯林女性的压力。最终，玛嘉选择再度离开，去往巴黎。同样是逃离，青年玛嘉比第一次出走时更加明白，为了自由，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伊朗的山脉和土地仍巍然屹立，而玛嘉却比历史中任何一个时期的她都要坚定。玛嘉的经历或许会让人哀叹，当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勾连在一起，我们很难说这到底是一种幸，还是不幸。然而，又有谁不身处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当中，并且被其深深影响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