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
1984 彩色片 144分钟 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 编导：叶夫盖尼·叶夫图申柯 摄影：弗拉吉米尔·巴宾扬 主要演员：谢尔盖·古萨克(饰冉尼亚) 戛莉娜·斯塔哈诺娃(饰丽莉娅) 克拉乌斯-马里亚·勃兰达乌艾尔(饰德国军官)
【剧情简介】
战争的炮火正在向莫斯科逼近，大批难民准备向西伯利亚撤退。昔日繁华的城市呈现出一片离乱，满目凄凉：一辆辆牛拉板车载着难民在街上驶了过去;老老少少的黎民百姓手提细软排着稀稀拉拉的队伍从大教堂前踽踽而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陌生的景象，他是本片的主人公冉尼亚。他手捧盛着水的金鱼缸，在人群中走着。在街心花园附近，他遇到了一个中年象棋手，象棋手想找他一起下棋，他摇摇头表示不会。象棋手哀叹在1941年的秋天，在莫斯科居然找不到下棋的对手，他正准备自己与自己对弈时，一位路过的少校军官坐下来沉着地与象棋手摆开了棋局。冉尼亚缓慢地走到湖边，将玻璃缸里的金鱼和水一起倒入了湖里。回到家中，母亲正在为奔赴前线的父亲送别。冉尼亚拿起心爱的小提琴，为父亲拉了一支优美动听的乐曲。父亲将冉尼亚的一张照片装进了上衣口袋，离开了亲人和家园。冉尼亚的母亲刚送走丈夫，又忙着把冉尼亚送到车站，她要让儿子乘火车到西伯利亚的奶奶家去。站台上人群拥挤不堪，有带着各种动物的马戏团演员，也有老弱妇孺等普通老百姓。女列车员在车厢门口扯着嗓子喊：“车上只能三个人占一个座位!”冉尼亚的母亲毫不犹豫地从手指上捋下一个金戒指塞给女列车员，托她把冉尼亚照顾到济玛车站。女列车员欣然把冉尼亚拉上了车，并答应把他像王子那样安排在通道里。
一个名叫杜霞的女人和一名水兵坐在车顶上调情说笑，手捧圣经的牧师坐在他们对面，不时地朝他们瞟上一眼。冉尼亚在车厢通道里拿着一本书在读着，忽然，一个破衣褴衫的光脚小男孩用小提琴弓子把冉尼亚的一双凉鞋勾到自己身边，并拿着这双鞋准备逃离，冉尼亚追上了他，与他厮打起来。一位老人平息了他们的斗殴，老人怜惜地发现偷鞋的小男孩光着的脚都冻裂口子了，冉尼亚同情地主动把鞋送给小男孩，说自己还有一双高筒皮鞋。突然，列车遭到了空袭，杜霞、光脚的小男孩、一名女木偶演员都被炸死了。女列车员把从小男孩尸体上脱下来的凉鞋还给了冉尼亚，但冉尼亚仍然把鞋送回小男孩的脚边。冉尼亚不由地想起了妈妈。这时，妈妈正在原野上、密林里为游击队员们演唱;而父亲却被德军俘虏了。一支德寇部队占领了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地区。被俘的冉尼亚的父亲正在托尔斯泰故居内的德军指挥部受审。审问他的德国军官曾在柏林大学研究过俄罗斯文学，懂一点俄语，而冉尼亚的父亲懂德语，于是德国军官建议他们各自用自己的祖国语言直接交谈。德国军官从这位苏联军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他儿子冉尼亚拉小提琴的照片，就告诉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拉小提琴的，或许拉的还是同一个旋律。他还为自己能有机会来到托尔斯泰的故居感到荣幸，他说他来到别人的土地上也不是出于“自愿”，他们的对话涉及到了“良心”、“国家机器”等问题。当一名中尉军官推门进来时，德国军官吩咐他说：不必把这个俘虏交到党卫军那里去，把他送进战俘营就行了，因为他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虽然，冉尼亚的父亲自己明白： 他什么材料也没有招供。
列车被炸毁，冉尼亚只好中途下车，他和一个在站台上相遇的男孩偷偷地爬上了载着各种大炮的军用敞篷列车，打算随车到前线去。像他们这样想搭乘军用列车去前线的孩子有不少，有的比他们还小，但都被铁路警察赶了下来，他们也不例外。铁路警务段办公室的地上坐满了大大小小的儿童，有的拿着自制的木枪，有的拿着棍棒，警察说他们这里都快成了带枪的幼儿园了。冉尼亚乘警察不备，逃了出来，上了一列火车。在车上，一位好心肠的大妈把自己仅有的食品分给冉尼亚吃;也有人为了逃避上前线，并骗取别人的同情，竟假扮瞎子，让冉尼亚为他拉小提琴，他随着琴声卖唱，乞讨钱物。冉尼亚这才明白：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在一个小城镇的车站上，冉尼亚下了车，在车站附近的集市上走着。一个商贩想用蜂蜜换取冉尼亚的小提琴，冉尼亚不同意。但他饥饿难忍时，乘一个卖熟土豆的女摊贩没注意，抓了一个土豆往嘴里塞，女摊贩发现后，把蜂蜜商贩父子叫过来，把冉尼亚痛打一顿，冉尼亚被打倒在雪地上，小提琴也被踩得粉碎。恰巧，盗窃集团的一帮人也在集市上，手上夹着烟卷、打扮得很妖娆的女盗贼丽莉娅把打人的商贩斥骂了一顿，带走了冉尼亚。冉尼亚被迫当上了盗窃集团的新成员。盗窃集团的头子什皮里教他如何溜门撬锁偷东西。有一次，盗贼赫鲁斯特从街上抢来了一个老太太的钱包，什皮里发现钱包里有老太太儿子阵亡的通知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坏蛋”，他嚷道：“小偷的手真是不留情，失主的儿子被打死了!我们是什么人?不也成了法西斯吗?”他立即派丽莉娅把钱包佯称捡来的失物送还给老太太，老太太发现钱包里的东西非但没有少，还多了一条珍珠项链。
丽莉娅偷偷地把冉尼亚送到一家制造炮弹的工厂去做工，让他脱离了盗窃集团。不久，盗窃集团的成员又把冉尼亚抓了回去。什皮里执意要把冉尼亚训练成扒手，丽莉娅为维护冉尼亚，开枪打死了什皮里，她带着冉尼亚逃离贼窝，乘火车直奔西伯利亚。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国城镇济玛，丽莉娅和冉尼亚在去冉尼亚的奶奶家的途中，应邀进了一家宅院，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集体婚礼。婚礼刚举行完毕，来宾中的军代表就催着新郎们立即上前线。这时，一些身穿黑色衣裙的寡妇们正手持丈夫的阵亡通知书从区军委办事处走出来。她们与从婚礼上直接奔赴前线的新郎们、送别的新娘和亲友们正好擦肩而过。
在小城镇的街头，冉尼亚和奶奶相遇了。经过路途上的跋涉，冉尼亚和丽莉娅在奶奶家洗了个蒸汽浴，觉得非常舒适痛快。丽莉娅光裸着身子走出浴室，躺在雪地上翻滚。奶奶告诉冉尼亚，她曾去过车站接他，一个女列车员说她没能把冉尼亚安全送到济玛，感到很有歉意，她把冉尼亚的妈妈送给她的金戒指还给了奶奶。在这座边远的小城镇里，冉尼亚和丽莉娅都开始了新的生活。冉尼亚的奶奶教丽莉娅挤牛奶，冉尼亚又上了学，他还和男孩托里扬成了好朋友。托里扬挑了一块木料去找从列宁格勒撤退下来的小提琴技师，想请他为冉尼亚制作一个小提琴。技师病得奄奄一息，并正在为全家人被炸死而悲痛欲绝，他把珍藏在床底下的一个小提琴给了托里扬，就离开了人间。
丽莉娅为初生的牛犊接生，她对小牛犊说：“你该能站住了，到时候了。可我，看来已经晚了。”她觉得农村的清新纯朴的生活也难以洗净她一身的污垢。她给冉尼亚留了个字条，悄然离去了。冉尼亚追赶到车站，托里扬在车站找到了冉尼亚，他把小提琴给了冉尼亚，叫冉尼亚别忘了他!冉尼亚跳上了一辆军用列车。列车在汽笛声中向远方驶去。车上的一些吉卜赛人在唱歌，冉尼亚拉起了小提琴，也随着他们一起唱。列车奔驰着、奔驰着……
【鉴赏】
诗人叶夫图申柯从事电影创作活动由来已久。早在60年代，《雁南飞》等影片的著名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作为导演根据叶夫图申柯的电影剧本拍摄了《我——古巴》。70年代后期，叶夫图申柯以演员的身份扮演了影片《起飞》的主人公——俄罗斯航天学的奠基人齐奥尔柯夫斯基，该片获197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银质奖。本片是叶夫图申柯在银幕上挥写战争诗篇的一个尝试，他任影片的编导，又亲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象棋手。
叶夫图申柯说，他这部影片要表现的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期间的人民。”叶夫图申柯从未拍摄过影片，也没有学过电影导演艺术的专业。影片拍成后，引起了很多争议，对他有褒有贬。赞扬的意见认为他拍摄了一部独特的诗电影，很有激情，有新颖的银幕形象，对他非议的批评则说他根本不懂导演艺术的章法，影片拍得不够流畅，剪辑方面甚至有些幼稚。
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电影，小主人公冉尼亚的感受实际上也是叶夫图申柯本人的感受。因为，叶夫图申柯和冉尼亚本是同一代人，他们的童年都是在战争期间度过的，他们的幼儿园就是战争。影片的片名叫《幼儿园》，片中有莫斯科，有莫斯科的街道、广场、街心公园，有车站，火车，西伯利亚，大森林，雪原，车站旁的集市，工厂的车间，猎熊的惊险场面，婚礼，贼窝，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通常的幼儿园。这个父母都去了前线的孤独的男孩冉尼亚的幼儿园就是从首都莫斯科到僻远的西伯利亚之间的广阔的空间。
影片开头的几个画面是其它任何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战士给广场钟楼上的五角红星缝上红丝绒的罩套;人流和畜群朝东走去;一个老妇人怀抱着一只大公鸡，边走边给鸡喂食。这寥寥几个镜头表现了普通的老百姓撤离莫斯科时的心情：他们是怀着胜利返回莫斯科的信心离去的，红星的光辉总有一天还是要显现出来的，善良的人们即使在蒙难的时候也不忘记对家禽牲畜的爱护，连幼小的冉尼亚在去西伯利亚之前也先把心爱的金鱼送回湖水里去。这些具体的银幕形象都说明：俄罗斯人热爱祥和的生活，不需要战争。而一个象棋手找不到下棋的对手也是诗人叶夫图申柯表现美好的和平生活遭到破坏的独特构思。
冉尼亚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济玛去的路途是他的漂泊历险记。冉尼亚从上火车起，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既见到了人们的恶，也领略了人们的善。影片表现了战争如何剖析每一个人的灵魂。火车遇到轰炸是冉尼亚真正经历战争的开始，才几分钟前偷了他的凉鞋的光脚小男孩忽然被炸死了，女列车员从善意出发，把凉鞋送还给冉尼亚，但冉尼亚仍默默地把鞋放到死者的脚边。这场戏洋溢着温暖的人道主义，虽然谁都知道，被炸死的小男孩已不需要这双凉鞋，但冉尼亚觉得只有把鞋放回死者身边才能保持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似乎这是表现他对死者深切哀悼的最好方式。这个陌生的小伙伴的死使冉尼亚如失去了一个亲近的人那样地感到痛苦。
叶夫图申柯深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他表现了人性能战胜兽性这一思想。他把普通的德国人，甚至德国军官和希特勒区分了开来，在德国军官身上也试图挖掘人性，这使得本片的德国军官形象有新的突破。在托尔斯泰故居内，被俘的冉尼亚的父亲受审这场戏处理得很有独创性。德国军官与冉尼亚的父亲进行了一场富有人性的对话。这两个敌对的军人之间有共同点：他们是同龄人，都是知识分子，两个人的儿子都会拉小提琴。但他们的历史观却完全不同：德国军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统帅，冉尼亚的父亲深信人民是战争的必然胜利者。实际上他们的谈话已涉及到了“良心”这两个字，是“人性”和“良心”使他们消除了一些敌意，致使德国军官开恩对冉尼亚的父亲从轻发落，由枪决改为送往集中营。这时，原先挂在这间审讯室墙上的希特勒肖像忽然消失了，这隐喻着人民和良心获得了胜利。在这里，叶夫图申柯的这一笔是很好的电影手法。
叶夫图申柯表现的窃贼也不是简单化的，他们一方面有窃贼的本性：溜门撬锁，偷人钱财，但与此同时，他们身上的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如窃贼格鲁哈里想把偷来的珍珠项链卖掉，把钱寄给乡下的母亲;盗窃集团的头子什皮里派人把手下人偷来的刚收到儿子阵亡通知书的老太太的皮包送还给她，还把格鲁哈里偷来的珍珠项链也塞在皮包里送给老太太，并自责自己也“成了法西斯”。这些情节说明盗贼还有母子的亲情，还痛恨法西斯，并对失去儿子的老母亲深表同情，他们还没有“丧尽天良”。什皮里曾说：他在摇篮里的时候，也是纯洁的，后来才掉进了泥坑，而且难以自拔，超陷越深。叶夫图申柯对他的态度是通过女贼丽莉娅的嘴表现出来的，丽莉娅说什皮里不是坏人，而是一个“不幸的人”。女贼丽莉娅也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是她从集市上把冉尼亚带到了贼窝里，但后来，她成了冉尼亚的保护人，并为帮助冉尼亚脱离盗窃集团而枪杀了什皮里。在盗窃集团里，丽莉娅实际上是什皮里之下的第二把手，她也曾经“作恶多端”，但她想到了“赎罪”。她和冉尼亚一起到达西伯利亚时，她洗完蒸汽浴，光裸着全身在雪地上翻滚这场戏拍摄得很有激情，她似乎想用白雪洗掉自己身上的污垢，要下决心“重新做人”，但当她为新生的小鹿接生，看到小鹿很快就能站住时，发现自己要站起来已为时太晚，她不得不悄然离去。在处理这一形象时，叶夫图申柯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既有同情她的一面，但也明确地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要为之付出代价。丽莉娅已是一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了。
西伯利亚的集体婚礼是影片中最成功的一场戏。虽是喜庆吉日，但人们的神情却是忧郁哀愁的，新郎个个都剃成了光头，因为婚礼一结束，他们就要奔赴前线。婚礼是根据俄罗斯民间习俗举行的，有民歌联唱和民间舞蹈。年轻姑娘的歌声和老妪的唱词此起彼落，歌词的内容唱出了新娘为出征人的担惊受怕和对他们的绵绵思念。老人的歌声唱不成调儿，但恰恰是这五音不全的歌声带来了可信性和真实性。人们唯恐这歌声和舞蹈会戛然而止，他们没完没了地唱着跳着，老人们央求小男孩托里扬不停地跳舞，甚至他腿疼了，也让他无休止地跳下去，人们希望这婚礼成为不散的筵席，希望尽量推迟新郎上前线的时间。婚礼不得不结束时，一位新娘赶紧宽衣解带，催促新郎在出征前几分钟内与她匆匆入洞房。她希望把新婚的幸福给予她所爱的人，她要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而自豪，并想到如果丈夫不能生还，她也许还能怀上一个孩子，为丈夫延续生命。紧接着，送新郎上前线的新娘们与刚收到丈夫阵亡通知书的黑衣寡妇们擦肩而过。这一大段戏把喜与悲、生命与死亡、生离与永别推到了极致，令人震撼。这段戏中的群众场面拍得相当出色，而且参加演出的都是当地的群众，是非职业演员。
影片最后，战争结束了，与开头的画面相呼应，一个年轻的战士把钟楼上的五角红星的罩套摘除了，红星的光辉在阳光下闪烁。在叶夫图申柯想象的胜利游行队伍中，儿童们手拉小提琴排成横列在红场上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是冉尼亚和一个德国小男孩。按照叶夫图申柯的意图，这个德国男孩很可能就是那个德国军官的儿子。在战士的队列中，每个战士手中都捧着一个金鱼缸，这使人联想到普希金的童话《渔翁和金鱼的故事》。金鱼是幸福、成就和希望的象征，这意味着人们小心翼翼地捧着金鱼经历了战争期间所有的考验。最后这组镜头表现出了影片编导的美好理想。
影片中也有不少失误，有些地方过于直线式、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叶夫图申柯为了要表现在西伯利亚大后方，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孺老幼担当起了所有的任务，拍摄了这样一场戏：冉尼亚的奶奶和几个女伴去猎熊，遇到一头大熊，她们向冉尼亚呼救，是冉尼亚一枪打死了这头大熊。这场戏有些不真实，不可信。
有些地方叶夫图申柯离开了战争的悲惨岁月的现实生活，以虚假代替了真实。例如，他拍摄的车站旁的集市就很不真实，在战争年代，集市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这只能是这位诗人的想象。即使在离前线较远的西伯利亚的市场，也不可能像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繁华。
总的说来，叶夫图申柯把作家的想象和银幕语言结合到了一起，纪实性与形象性达到了统一，他成功地运用了造型手段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影片很有节奏感，氛围也营造得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