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迷惘,当走到中年,你经历的迷惘,会更复杂。
今天要跟你分享龙应台告诉年轻人的几件事,很可能这些事要等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1、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02、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Thank you,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no.
03、学会玩,培养几个终身的嗜好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
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04、年轻时找几个求知欲强的人结成终生挚友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就读北大的时候,曾经描述一个大学生的寝室:“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阿弥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经;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05、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06、华歆还是管宁,是有选项的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1944年底蒋委员长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王鼎钧和很多同学读到文告,边读边放声大哭,众人哭成一团,大家决定立刻投笔从戎。
那天其实是个正常上课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学奔走了一整天,然后“头上冒著蒸汽”、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看见“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
然后很快地,那些热血学生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斗争、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六十年以后回顾历史,王鼎钧说,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那几个“在腾腾杀气中守著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学院迁到湖南南岳衡山。钱穆跟冯友兰吵了一架。学校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学生开欢送会。冯友兰致词,对两个学生倍加赞许。轮到钱穆致词,他竟然对那两个被冯友兰大大赞美的学生不假辞色,反而勉励那些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学生,说,国家所需要的栋梁是“努力求知”而“未来有用”的人,现在没有得到知识的青年根本不是“栋梁”。
回到宿舍之后,冯友兰对钱穆说,勉励学生读书可以,但你不该责备那两个热血学生。钱穆反驳说,你怎么可以又认同学生应该读书,又赞美学生辍学去延安。这是模棱两可。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征,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07、为了“正义”,冲出去,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一个政党清算另一个政党曾经犯过的罪,但是为了达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手段,你接不接受这个正义?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08、真有本事的话,方和圆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09、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从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经被压迫的反对者以“自由”的旗帜来排斥反对者的反对者。
也就是说,我的“中年迷惘”其实就重复了胡适之的发现,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的十周年纪念会上回答殷海光的问题,说,他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不仅只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自由”的人说的。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10、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至于下台和退场,曾经在台湾一次大型的群众示威运动里,这个我很尊敬的发起人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曾经来邀请我加入。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张,但是请问,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他很诚实地说,没想。
我倒是愣住了。没想?那么那些热情澎湃的群众,为了一个理想而站出来的善良的人们,留在广场上,日子久了,太阳曝晒、风雨交加,然后上班上学的人开始对他们抱怨的时候,怎么转弯?当他们最后被狡猾的权力打败的时候,你岂不是毁了他们最纯洁的信仰?
他没法回答我,他还在忙着进场的布局。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11、 做一个终身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只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12、 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13、一定要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你的男友或女友深情款款地跟你说,“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你”,不要迟疑,马上逃走。
如果你自己对你的男友或女友这么说,那么……绑个鞋带吧。
14、青春的时候,尽量享受爱,享受性,享受知识
白天比黑夜长,所以享受知识超过性。
作者简介：
周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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