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铜像位于南京路外滩，面西站立，1890年4月8日建立。1841年，13岁的巴夏礼随英军远征中国，成为进入中国年龄最小的外交官。后在英国公使馆做参赞，1864年任驻上海领事。1883年调任驻华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终年57岁。租界会审制度也是他创制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铜像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1984年在南苏州河路河滨公园发现的铜像基座，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1]。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
对于巴夏礼事件，笔者所见国内学者之论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着力于其人质被扣原因的探讨[2]。本文认为巴夏礼事件的解决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就二者关系作专题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讨巴夏礼事件及其解决过程中清政府的对策。
一
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3]
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4]；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5]。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6]。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7]
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
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8]。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10]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
二
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
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等人：
“……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
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牵制极大。
早在奕?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10月3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
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
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人的照会未抵，圆明园已遭劫难[29]。当晚，法国军队先行侵入圆明园，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居于园中的常嫔因惊吓过度自缢身亡，总关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殉难，守园的步兵统领中营官兵也逃散一空。随即，在英法两军头目开完分赃会议、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军队也成群结队地闯入园内，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公然劫掠和拍卖。此间，奕?得报之后仓皇转移，避至长辛店，留恒祺在京与联军交涉[30]，并致函葛罗说：“和约一签署，立即送回扣压人员。”[31]
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
此举一出，奕?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