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先锋国家历史》 文/刘正山 （国家历史供腾讯深度专稿）
资料图：来源瑞丽女人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缠”。其中■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 “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 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 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 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 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