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村居总共才四句,有三个字押韵。
村居 清·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是一个押韵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平时习以为常,就好像很多人一听到绝句就自然知道是四句一样,只要看到诗就认为第三句肯定是不押韵的。
其实这是一种常态认知带给我们的知识盲区。
说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的多是这种结构,单句不押韵,双句押韵。看得多了,就认为所有的诗都是这样,所有的押韵格式都是这样。
大部分人只要提到唐诗,第一反应就是“床前明月光”。其实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是一首古体诗,根本就没有平仄格律的限制。说到了这里,很多人又会惊讶了,怎么可能?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时代,流传最广的作品,居然不合格律?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学习的知识有很多没有必要涉及的盲点。比如初高中古文诗词教学根本就不会涉及到平仄格律,也就连中国古诗中最基础的两种类别:近体诗(格律诗)、古体诗(不遵守格律)这种常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最伟大的诗人是李白,模模糊糊知道中国古诗后来都是格律诗,就想当然地误以为李白写的流传最广的作品肯定是符合格律的,而且大部分人就算知道有平仄格律一说,区分格律体与非格律体也就是看字数和句数。
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格律知识对于今天的写诗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对不写诗的人来说更是毫无用处。所以,不知道没什么关系。
在中国诗歌发展早期,这两种押韵格式就是并存的。我们看《诗经》里的句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句就是排韵,后两句就是隔句韵。排韵可以迅速形成语气的节奏感,而隔句韵则是打破这种规则,让诗句的吟唱表现方式更加灵活,更加新颖。
那么有没有单独用排韵,或者单独用隔句韵组成的诗歌呢?
到了西汉时期,因为音乐越来越复杂,作为歌词而存在的诗,长度就必须增加来适配。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七言诗,而七言诗最早是汉武帝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这就是最早的七言,由于一人一句的联诗,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每人一句,这个人就必须在这一句中把意思表达完整,不会形成断句,没有必要用不押韵来区分上下句,所以在这种诗体中一直保持着排韵。
这种格式一直在七言中流行,直到东汉末的曹丕,开始真正把七言送上一个比较正式的诗歌位置,但还是使用排韵,比如他最著名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细读《燕歌行》,我们会发现它因为使用排律,所以内容的分割是灵活的,可以两句为一小段,也可以三句为一小段。这种情况在格式自由的古风中是没问题的,而且在古风中押韵还可以转韵。但是这首《燕歌行》是一韵到底,慢慢地开始向唐诗格式靠近。这首排韵诗是七言诗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当时的诗还在曹操的四言,曹植的五言这些主流诗歌体式中创作,七言属于后来者。
而到了曹植开创汉字音韵学之后,这种排韵的格式就基本上退出了诗歌主流。
因为诗在这个时候已经独立在音乐之外(西汉初就出现了“徒歌”),成为了文本文体,不再仅仅用于演唱。汉字音韵学在魏晋南北朝飞速发展,沈约、周颙总结出“平上去入”四声标注法并且应用到诗的创作,直接催生了唐武则天时期的平仄划分和近体诗的格律标准。
押韵也产生了变化。既然不再歌唱,成为诗人抒发感情的吟诵体,自然就回到了《诗经》时期的隔句韵格式或者排韵和隔句韵混用的两种方式。
即使到了今天的现代诗词,我们也只在歌词中能看到句句押韵的排韵,因为音乐的调整变调,汉字本身是否押韵、平仄都没有关系,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演唱。
诗成为朗诵作品,就必然是隔句韵或者两者混用,这样才能保证声调起伏,同时在古诗中还起到句读的作用,让我们知道如何断句。
而在近体诗中,隔句韵的格式就是平(仄)起不入韵格式,就是单数句都不押韵,只有双数句押韵,比如《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而使用隔句韵、排韵混用的,就是平(仄)起入韵格式,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不押韵。
《村居》就是这样: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就是近体诗的两种基础平仄格式,已经被固化。所以只要是近体诗,第一句有押韵、不押韵两种,但是第三句绝对是不押韵的。否则的话就不是近体格律诗了,甚至连不遵守格律的古体诗也抛弃了完全的排韵押韵法,因为不适合吟诵。
我们把“儿童散学归来早”改成“儿童散学归来前”,就得到四句押韵的排韵古风作品,写在纸上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朗读一下,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
但是如果谱上个曲儿拖长了音调,发生变音的演唱,又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诗发展到独立于音乐之外,依靠汉字音韵本身来保障节奏、音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