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名：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抑或背叛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
时间：2015年9月12日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
信息全球普及的时代，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中西文化对彼此的误读非但没有随着信息的频繁交流而解除，反而呈现出加深的势态。
误读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其原因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迎合，也有译介者出于特殊目的的故意引导。
今天，我们就以耶稣会士柏应理主编的《孔夫子》为蓝本，来探讨传教士如何误读《四书》，如何误导读者。
传教士发明“六经”
耶稣会传教士们虽然反对朱熹的哲学体系，却完全接受他所定的《四书》，把它们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和中国哲学的标准。
当然，耶稣会士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经典最初等于《五经》。可是，传教士试图证明，跟《五经》相比，其实“《四书》受到更大的重视”。对传教士而言，是以实用性决定经典的。因为《四书》的影响力和实用性远在《五经》之上，所以，经典的核心并不在于《五经》。
在《孔夫子》看来，《四书》代表中国哲学最精彩、最有理性的部分，而被视为最终标准。不仅如此，《孔夫子》还试图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赋予《六经》观念一个新的含义：“解释者提到《六经》，即《五经》《四书》。”
《孔夫子》没有把《四书》中的每一本“书”作为一个“经”，要不然五加四会等于九，而是把《四书》看作《六经》中的第六“经”。我不确定在中国是否有类似的说法。很有可能是耶稣会士自己发明了《六经》这个含义，把《四书》作为第六经与其他五经并列，使《四书》的权威性不至于低于《五经》。
确实，耶稣会士很清楚，明清时期，在实用方面，《四书》变成了最主要的经典，既是那时的主流思想经典著作，也作为科举制度的基础。
当然，朱熹原来没有试图以他所界定的《四书》来代替《五经》。而且，虽然明清士大夫把《四书》作为实际标准，但是，他们也没有直接否定《五经》的核心地位。相反，传教士只是更明显地把《四书》看作儒家经典的核心，而把《五经》放在次要的地位。
西方以为《四书》成于先秦
耶稣会士都知道《四书》就是朱熹的产品，而且，他们一旦接受了《四书》，就得接受朱熹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编辑加工。可是，又因为他们反对朱熹的某些概念，所以他们只能隐瞒《四书》与朱熹之间的关系。
不过，“广州会议”是一个转折。那时，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更全面地讨论中国礼仪和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接受中国礼仪的传教士清楚地意识到其立场的弱点。
因此，在《孔夫子》的《最初宣言》里，殷铎泽说明，虽然朱熹的哲学体系偏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是，他认为，《四书》原文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而没有陷入思想困境和错误。为了对自己的传教思想进行辩护，殷铎泽等耶稣会传教士决定更严格地区分纯粹的先秦儒家和堕落的新儒家。
如此，他们决定不再采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因此，在《孔夫子》中，朱熹与《四书》之间的关系完全被隐瞒。虽然《孔夫子》所用的《四书》的选定、版本、解释主要来源于朱熹，可是，《孔夫子》却只字未提朱熹对其形成的影响，没有说明《大学》、《中庸》原是《礼记》的两章，是经朱熹重新整理才成为《四书》的独立篇章的。这使西方读者误以为《四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最终成型了。
虽然传教士都知道《四书》不是先秦著作，而是新儒家的产物，但是，他们还是试图把《四书》所表达的思想解释为孔子本人的思想。
谁做了不再提朱熹的决定?是不是殷铎泽本人?很可能，离开广州之前，他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柏应理把殷铎泽作为《孔夫子》的主要作家，并把他的名字列在著者名单之首。
认为张居正比朱熹权威
既然传教士决定不再用朱熹的注释，那么，就需要寻找另一个人的解释来替代。他们选择了张居正。其实，耶稣会士在早期就已知道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了。最迟从1624年起，耶稣会士开始采用它，因为“课程计划”确认张居正作为朱熹之外的另一个好选择。
《四书直解》本来是张居正专门给10岁的万历皇帝写的。他要求万历皇帝每天诵读《大学》10次。张居正认为，一个统治者应该采用儒家经典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来改革人性和社会。为了说明张居正《四书直解》的优越性，《孔夫子》提出根据：
在丰富和宽度方面以及文风清晰流畅方面，没有其他的评论能与之相比拟。他的注释被任何中国人所引用。虽然他属于新解释者——他是最近一个，与其他同代解释者不同，他没有创作新神秘。为此，我们主要跟着他。
这里列举了三个理由：文风、权威、正确。第一，因为评论是写给10岁的孩子，所以文字易懂。第二，张居正的评论很流行。在这方面，耶稣会士的说法不正确，因为张居正的评论远不及朱熹的流传广泛。而且，张居正死后，名誉受到了很严重的损毁，其著作直到1651年才被容许重印。第三，关于正确方面，《孔夫子》的说法很难立足。我仔细地阅读了《孔夫子》原文，并将之与朱熹和张居正的注释相比较，发现虽然拉丁文主要依据张居正的文字，可是，张居正的注释却离不开朱熹的注释。《四书直解》的次序和绝大部分内容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一致的，小异大同。毋宁说，张居正只是用白话文来给10岁的万历皇帝介绍朱熹的注释而已，其评论也只是《四书章句集注》的释义。
图、文/特约记者 申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