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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方辉

为进一步了解大辛庄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学生实习,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3~12月,山东大学考古系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济南市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发掘。本次发掘区域分别位于蝎子沟东西两侧,总面积为2000平方米,共揭露商代灰坑252个、灰沟19条、墓葬141座、房址5座、窑址3座、灶2处、水井1座,获取陶器标本2359件、骨器和骨料1092件、蚌器和角器102件、石器和石料290件、玉器17件、青铜制品206件、原始瓷器标本27件,并采集大量动植物和土壤样品等自然遗物。其中蝎子沟以西主要为生活区,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遗物;蝎子沟以东揭露一处商代墓地,并发现一处回廊式夯土建筑基址。

本次发掘的商代墓地年代跨商代前期晚段至商代后期,墓葬按时间延续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墓葬墓圹较大,时代为商代前期晚段,虽大多早期被盗掘,但残存随葬品仍反映出其当时应属高规格墓葬。举两例说明:M139,墓室长3.22米、宽2.24米、存深1.57米,方向220°;可辨殉人3具,葬具为一棺一椁。早期盗洞中可见大量铜片和金箔片,清理随葬品18件,包括青铜器14件、石磬1件、玉器2件、涂朱圆陶片1件,其中一件铜鼎和铜钺,器形较大,器身厚重;一对铜盉,纹饰精美,器形独特,前所未见。该墓葬出土器物规格之高,组合之齐全,为同时期我国东部地区所仅见。M216,墓室长3.8米、宽2.2米、残深2.8米,墓向217°,有殉狗6具、殉人8具,在西侧二层台殉人身下约0.1米处发现有整齐排列的11个铜泡,早期盗洞中有大量金箔碎片和绿松石片。

第二类墓葬时代为商代后期,墓向多在190°~220°之间。铜器墓出土礼器组合以觚、爵为主;兵器组合包括戈、矛、刀等;陶器组合为鬲、豆、簋或鬲、豆、罐等。墓底多铺朱砂,均有腰坑,盛行殉狗。小型墓墓圹较小,随葬陶器有单件鬲或盆,或鬲、盆等陶器组合。铜器墓举两例说明:M225,墓室长3.3米、宽1.86米、存深4.2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间有殉人1具。随葬品共23件,其中青铜器16件、玉器3件、陶器3件,组合为鬲、豆、簋。其中青铜觯和小鼎铸造精美,纹饰复杂,表现了当时极高的工艺水平。小鼎的口部内侧和其中一件铜爵的鋬下铸有“”字铭文,其性质应为族徽。M256,墓室长4.12米、宽2.2米、残深4.45米,西侧熟土二层台上有殉人骨架一具,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共36件,其中青铜器共31件、玉器1件、贝饰1件、陶器3件,组合为鬲、豆、簋。其中一件青铜双鸮卣,造型生动,做工精美,在山东地区同时代的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

此次发掘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编号F61,夯土台基呈长方形,方向为北偏东25°,复原长度东西约23米,南北约11米,总面积约253平方米。从已揭露部分柱础石排列情况,可推测F61四周均有回廊,回廊南北宽约2.5米,东西宽约2米。这种回廊式大型夯土建筑在大辛庄遗址尚属首次发现。F61遭后期严重破坏,仅残存垫土、柱洞和柱础石,出土物很少。从地层关系初步分析,F61年代大约属于大辛庄第五期,约当殷墟二期。

大辛庄遗址本年度发掘收获甚丰。以M139、M216为代表的一组商代前期晚段贵族墓葬,有的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可判明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充分显示了大辛庄遗址在商代前期的重要地位。M225、M256是目前所见该遗址规格最高的两座商代晚期墓葬,加上时代稍早的大型建筑基址F61的发现,说明商代晚期大辛庄遗址在商王朝对东土的经略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商代末年征夷方战争途经之地,带有“”字铭文的青铜器以前曾在鲁南的兖州出土,此次在地处鲁北的大辛庄遗址发现,对于研究商代末年征夷方战争的地点及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及文字资料。此外,发掘收集的大量自然遗物标本,也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和动植物遗存的文化含义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毫无疑问,上述发现将会极大促进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

专家点评

点评人: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大辛庄,商王朝东渐的重要桥头堡。

它崛起于商代前期的大扩张浪潮,像一颗钉子楔入东夷文化广袤的板块。此后,随着王朝都城由郑洛地区迁至豫北冀南,商文化在南、西、西北等多个方向取守势甚至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几乎一直保持着进取的势头。显然,这与大辛庄这处一直屹立至晚商的重镇是分不开的。

这样的战略与历史位置,也就使得大辛庄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发现都那样地牵动人心:30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商都以外首次出土的甲骨卜辞,成片的墓地和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它们就是文献中“征蓝夷”、“征人方”的遗存吗?

更加饶有兴味的是,文字和铜、玉礼器等高等级的遗存所显现出的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与陶器等日常用器上洋溢着的土著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有些器物上,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大大激发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商人对东方的经略,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模式?与取代它的周人经略齐、鲁时有何异同?甚而,重镇大辛庄及其周围,究竟哪些遗存属于“夷化”了的商人,哪些又属于高度“商化”了的夷人?外来者与土著如何相处?

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秉持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理念,考古人对公众好奇提问的回答似乎永远是:我们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支持。就大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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