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块镜子，可以映出外界事物的一个局部，要想对这个局部有更为客观、全面、真 实的了解，则需要借助更多的观点和角度---对《考古新发现》这个栏目尤其如此。本次编发的有关欧阳询佚书《温彦博墓志》的文稿由两部份组成：一，何文秀的《欧阳询佚书《温彦博墓志》拓片在黄山发现》;二，朱关田对此拓片照片的观感来信摘录。前者是对欧书《温彦博墓志》拓片基本情况的介绍，后者则是对唐代书法颇有研究的朱关田先生对此佚书的一种学术审视，一并编发，所期待的，当然还是将更为全面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欧阳询的楷书，秉汉隶之神，纳六朝碑书之精，风格独具，历来为人们推崇。苏轼在书《唐代六书家》后文中称：“欧阳率更书，严谨抜群，尤工于小楷”。元赵孟頫亦有“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的评价。其传世楷书名碑《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君碑》、《虞恭公温彦博碑》，一直是人们学习楷书的重要范本，对后世影响极大。但这四块碑版可惜均为中楷，难以完整表达欧阳询楷书的整体风貌，而传为欧阳询所书小楷《九歌》、《心经》、《千字文》等书迹，经多次翻摹，早失其真。数年前，安徽黄山市发现欧阳询的一篇佚书《温彦博墓志》，原石拓片，是欧阳询存世书迹中极为少见的小楷精品，为人们认识“欧书”本来面目提供了又一珍贵范本。
新发现的这篇欧阳询佚书是黄山市某私人藏家在清理祖辈遗留古籍碑帖时发现的，是未经任何剪裱处理的石刻拓片。全志共两页，每页尺幅54*29厘米，发现时两页拓片都分别是双份，拓墨一浓一淡，纸幅在长度四十八厘米处有衔接痕迹。应属拓纸（约48*30厘米）长度不够志石高度而加长。全志有请晰方界格，共三十六行，每行三十二格，方界格尺寸为1.6*1.6厘米，除去空格和蚀损，可辨之字共一千零二十五字。篇首标题《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墓志》共二十字，篇末落款“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拓片纸质为土黄色古麻纸，无帘纹，麻纤维长且韧，间有杂质，纸结构较粗疏、松散，厚薄不匀，最薄处可通透见光，与传世的明清碑拓用纸明显不同。志文篇末落款下方另镌有“程澄心堂”四字，雕镌粗糙，显然不是欧阳询原书，而属志石出土后，书贾为记名而补镌。对拓片的孪生现象，有专家指出，古人拓帖，常有一拓数份，择其善而留之的做法。桑世昌之《兰亭考》述及定武《兰亭帖》时有这样的记载：“宁和中，诏宣定武校衙旧人，问兰亭石，辗转得之于长安帅薛詞昌处。时内侍梁师成为长安承受官，批旨取旧刻，詞昌卒以纸三幅作一重抚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浅，第三本又加浅，世谓之蝉翼本”。（1）这次黄山发现的《温彦博墓志》亦类似于此，系椎拓之初的试墨本，也即未曾毁弃的试样。但事与愿违，经数百年沧桑变迁，结果正本（经过剪裱处理的拓本）佚亡，未经处理的试样反而于不经意间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温彦博墓志》是贞观十一年（637年），欧阳询八十一岁时撰文并书写，为欧书四楷书碑中《虞恭公温彦博碑》同一墓主的另一墓志刻石。据《唐会要》记载和近代已发掘的昭陵附葬墓出土情况证实，在葬制上，唐代为碑、志并用时代，区别在于碑立墓前，志石随柩埋入墓穴。其时，欧阳询正是“人书皆老”，书艺臻于炉火纯青之时。是志拓片虽有少许蚀损之字，但刻手精妙，字口婉劲，拓工精良，拓墨色淡而纹理清晰，为古拓中典型的蝉翼拓。专家鉴评认为，根据拓片的字口、拓墨、石花，当为志石出土不久的初拓，而且志文规矩平整，笔划金刀切玉，锋芒波傑起伏，重复之字都不完全雷同，“---出为行军长史属胡---”一句中，“属”字写出界格外，显然是书家在志石上亲笔书丹之作。尤其珍贵的是“圣上丕承景业维新---”一段局部数十字，几乎没有蚀损，锋颖如新，俨然新刻。其存真程度，为所有欧阳询传世碑版中少有。全志虽为小楷之作，依然神彩逼人。较之《九成宫》的清劲，《皇甫君》的瘦硬，《化度寺》的端庄，别有一种虚和、老到和成熟。而且，由于是未经剪裱的整幅拓片，我们除可以看到志石在出土时存字的原貌，还可以欣赏到欧阳询书法的全篇美韵。其清峻劲抜、点划工妙、严密无懈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彦博墓志》是欧阳询晚年用心经意的精要之作。一墓两刻石，碑与志都为当时顶尖一流书家所书，在书学史上极为罕见，同时，也足见书家与墓主感情非同一般。是志贞观十一年随葬于西安昭陵东侧的温彦博墓中，何时出土传拓于世，史书上未有确切记载，但根据墓主生前显赫地位和绵延三百多年的大唐盛世，其出土现身最早也应在唐末五代温韬掘昭陵以后，至少埋幽三百年以上。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帖辨》载：“欧阳小字《千文》在邢州，《温彦博墓志》在东京，《九成宫碑》、《仲夏》、《兰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并在北方。”由此亦可知至迟不超过宋代，该志石就已出土，距今已有八百余年，且为士林所珍，递传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而大碑《虞恭公碑》一直在西安昭陵。但在此后的书法撰著中，就少有提及，并逐渐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宋元以降，近八百年间的历代书论，对志石的存佚和拓本的流传，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提，或与大碑《虞恭公碑》混为一谈，存世与否扑溯迷离。叶昌帜《语石》巻四《墓志》一则中称：“有唐一代墓志，惟欧虞褚薛诸家，则绝无片石。永兴之㚢南公主志，信本之邑禅师铭，皆为摹本，黄叶和尚、女子苏玉华志，皆好事者假托，不足以当信本之奴隶”。（2）现今的文博专业教科书，各书法辞典也均未将《温彦博墓志》这一书迹收入。直到一九九四年最新出版的山东科技出版社《中国收藏与鉴赏》在论及刻石文字《墓志》一节还断言道：唐初重立碑，（墓志）多为低级小吏书写，无大名家撰书。中唐以来，情况开始改变，但亦无李（北海）、颜（真卿）、柳（公权）大家手笔。因此，黄山市发现的这篇欧阳询手书墨迹拓片，不仅为人们研究欧书增添了一件珍贵实迹。而且，还以确凿的实物依据，改写了书学史上认为中唐以前无书法大家撰书墓志的结论。 （黄山何文秀）
注释：（1）见武汉市古籍书店《书学概论》第124页。
（2）见中华书局版，叶昌帜、柯昌泗著《语石、语石异同评》第229页。
关于欧阳询佚书《温彦博墓志》拓片的信函摘录
----此件乃复刻本，出自古董商之手，因其不谙文义，不明唐制，以剪本（旧本剪装本）入石时致使欧阳询职官与年月误串一起，且分列“词曰”后与末行两行：“东北道招慰大使十年六月贞观检校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当然，其出复刻，典型仍在，远胜凭空生造者。著录最早见于觉罗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其或刻于清末，以嘉庆年间作伪之炽风而推之，恐出于同时或稍后。-----
朱关田 九九年一月三日
《中国书法》杂志1999年第4期---欧阳询佚书《温彦博墓志》拓片在黄山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