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艺术大师潘天寿先生，一生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他把民族艺术提到民族精神结晶的高度。他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因此，他终生以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为己任。即使在遭受打击和排挤、处于艰难偃蹇的时刻也矢志不渝，从而成为非常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他的花鸟画，堪称我国花鸟画史上又一高峰。他在花鸟画外，兼长山水，创造了一种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的体裁；他的画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布局新奇，格调高华，善于造险、破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还兼工书法，精研篆隶，行书出入黄道周、倪元璐、沈寐叟诸家。偶为吟咏，则颇具清刚跌宕的风神。
人们都熟知潘天寿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则鲜有人知，其实潘天寿也是一位对印学有着高超造诣的篆刻大家，他的篆刻溯源古玺、汉印，下及西泠诸家，境界和格调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非凡俗所能比肩。
早年即好篆刻，家贫不能买石，因就村后雷婆头峰下取泥烧制陶印，用作练习，足见其用功之勤。刘江曾见其所作陶印数枚，谓“粗犷直率，用刀大胆豪放，而构图奇险，与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大约在1916年前后，他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曾经参加校内研究篆刻的组织——“寄社”，由此可见其篆刻的渊源。那时的杭州“一师”，是藏龙卧虎之地，学术空气十分浓厚。鲁迅、经亨颐、马叙伦、李叔同、姜丹书、陈望道等都曾在那里任教，潘天寿于篆刻曾问学于经亨颐。杭州又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可以想见当时学子于研究文理之余，以书法、绘画、篆刻为业余之乐事。应该说，潘天寿对印学的研究，在那时就已经达到很深入的程度了。
潘天寿先生的篆刻成就，是以骨力和境界格调胜出，首先由于他的理论修养、绘画的美学观，以及他诗词书法和文史方面的根底，即使在“匆忙的条件下，临时凿就的几枚印章，也能体现他的审美观在印章艺术上突出的个人风格与精神风貌”
在书法上，潘天寿先生在语言上取法商周金文；在章法上取法明清巨幅草书章法，形成了深具金石气的书法审美意味，而“骨力”其实是其核心所在。在绘画上潘天寿先生苦心经营构图，似如印面布白，疏密、短长与轻重均化合古法。而他的印面布白亦朴素方正，与他的书法章法处理和绘画构图一样，有外险内平的意蕴，既是骨气与文气结合的时代体现，其实也是印法与构图法互相渗透、交互影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