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故事，很多人都是从《西游记》的小说当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的，但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始于《西游记》吴承恩的原著，他只是将这个故事更加完整了，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西游体系。而与这个故事相关的，还有唐僧取经图，来源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取经，那么这些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图像的呢?
《西游记》的故事情节滥觞于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真实历史事件。通过不断的文学改造和民间传播，玄奘的形象日益世俗化。那么，在历史上，玄奘取经故事和《西游记》故事的图景是怎样的呢?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又是如何来阐释的?师徒四人的形象和故事情节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呢?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西游记壁画与玄奘取经图像》作者的文章，主要介绍了唐僧取经图像研究的五个主要方向与新动态，以及中国僧人取经事业的先驱和遗产。
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取经，过秦州、兰州，潜入河西，经停凉州、瓜州等地，最终从玉门关出境，历经千难万险，两年后到达印度。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正式东归，经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楼兰等地抵达敦煌，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春正月回到长安。取经之行收获颇丰，玄奘不仅带回了大批经像舍利，还将印度、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重要信息带回唐朝，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中亚地区的了解、控制与管辖作出了重要贡献。
玄奘的历史壮举被不断地书写、转译，流传千古。不朽的功绩使其列入史籍，而历史的书写又助其实现了人格向神格的跨越，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更为其神化的人格增加了传奇的文学色彩。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传奇，玄奘的历史形象经历了剧烈变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取经僧人，玄奘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对真理的探索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已成为民族精神中的印记。而今，我们通过玄奘生前身后丰富的图文资料，继承和弘扬优秀的这民族精神。
唐僧取经图像的研究回顾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史岩在调查杭州南山(即飞来峰)的造像时即已确认飞来峰有一组唐僧取经故事的雕刻。(图三、四)嗣后，黄涌泉编撰《杭州元代石刻艺术》也将之命名为唐僧取经故事。这应该是关于中国境内取经图像的最早研究。对于飞来峰的这组取经图像，后来又引起了一些争鸣。史岩先生的调查报告还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是《西游记》的文学来源是在唐代的张鷟《朝野佥载》、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人的《唐三藏》、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代的《四游记》等传奇性小说中吸取材料，加以贯串和敷衍而成的。而这种神怪小说的原始材料，又是从民间传说中得来的。这种传说，过去只知道最早是在宋代才有，从这一浮雕的实证，可以更进一步确定，远在五代后期，不仅产生了这种传说，且早已把这传说表现到佛教的造形艺术中去了。从而更可以证明，在五代后期这传说已极为流行。也就是说，唐僧取经的文学及神话化是从唐代开始的。另外一个是史岩先生注意到了飞来峰取经图像的旁边，还有一身观音造像。这身观音造像虽然已被损坏，但很可能与唐僧取经图像有关。
史岩先生的调查报告虽没有大篇幅对唐僧取经雕像做过多的讨论，却是此类图像研究的开创者。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中取经图像的研究，有赖于王静如、段文杰等先生的开创。直到本世纪，甘肃河西、山西、四川、陕西等地区寺院、石窟寺的西游记壁画和取经图像才被渐次发现和重视，其中尤以于硕博士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
申绍然和常青等的研究为我们提示出唐僧及其取经图像的起源在玄奘之后即已出现。《历代名画记》卷三《东都寺观壁画》记洛阳昭成寺西廊有杨廷光绘“西域记图”，很可能据《大唐西域记》为蓝本创作。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记五代画家“富玫，工画佛道，有……慈恩法师等像传于世”。正式以“玄奘取经”为题的壁画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于役志》所记述的五代扬州寿宁寺壁画。辽阳辽代“玄奘取经”画像石应是已知现存最早的该类题材艺术作品。
唐僧取经图像研究的主要方向与新动态
近年来的研究，除了图像的解读，多有关注唐僧取经图像的文本来源、唐僧取经故事的神话开端以及唐僧取经图的流变、唐僧取经图像与观音菩萨(水月观音)的组合和信仰等诸多问题。综合来看，关于唐僧取经图像的研究，其实主要关联到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
一、唐僧取经图像最早始于何时?又是如何演变成西游记图像的?
取经图像应首先源于作为玄奘之后唐代开始的唐僧画像，这是出于对高僧玄奘的敬仰。继之出现根据《大唐西域记》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描写具有故事情节的取经图或西游图像;最后演变为具有神话色彩的西游记故事图像。
二、唐僧取经事迹的文学性和神话。
毫无疑问，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的《大唐西域记》(646年)、麟德元年(664年)唐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道宣(596~667年)撰《续高僧传·玄奘传》及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88年)是唐僧取经故事的蓝本。
往印度取经僧人的艰辛本就充满了传奇色彩，而随着对玄奘这位被人敬仰的高僧事迹的不断演绎和加工，一位求法僧人的印度之行，渐次被视为传奇，而被后代的描述者从具有纪实性的西游纪行演变为神话。求法僧到圣僧的转化逐渐完成，至明代最终产生了神话小说《西游记》，唐僧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神僧传》辑录汉至元代僧人208人，其中西行之三国魏朱士行、东晋法显、唐玄奘等被列入。这方面，王邦维、刘淑芬、郑骥等已经梳理得相当清晰。
三、现存唐僧取经与西游记图像的分布与调查。
史岩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调查了杭州飞来峰的唐僧取经图像。七八十年代，敦煌石窟所属的榆林窟等石窟的取经图像开始被关注。
本世纪以来，陕西(主要是陕北地区宋金石窟寺)、山西(主要是佛教寺院)、川渝(石窟寺及佛教寺院)、福建(泉州开元寺南宋东西两塔)、甘肃(石窟寺及佛寺)等地的图像逐渐被发现并引起重视。图像的分布以北方地区为主，尤其是甘肃地区，在陇东、陇南、陇中、河西走廊都有较多的遗存。陕西地区则主要集中于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寺中。
现存的图像从北宋开始，金、西夏、元、明清历代都有。宋金及西夏时期的图像基本以取经图像为主，人物较少，一般都以唐僧和白马驮经为主，并随行后来孙悟空(猴行者)的原型石磐陀。至元代开始出现四人一马的组合，已经是明代《西游记》定型的图像。目前保存西游记壁画内容较多的有甘肃天祝东大寺及甘肃民乐童子寺石窟第1窟，分别有194和39个情节。另外，蓬溪宝梵寺大雄宝殿也有40多个壁画情节。目前保存有唐僧取经和西游记壁画图像的载体有石窟寺、佛寺、石塔、钟、造像碑等，材质有石雕、壁画、瓷器(两件瓷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各一件)、铜钟(山西娄烦县清凉寺庙钟)等。
这一点多数研究者已经有所关注和研究。陕北地区以及榆林窟的取经图像更多地与水月观音组合。郝稷披露了一件收藏在美国的宋代石雕观音，其座下有龙，呈游戏坐的姿势，完全可以判断其为水月观音像，是少见的单体水月观音造像与取经图像的组合，十分重要。
观音菩萨为唐僧取经途中的保护神，观音菩萨救度诸难的图像在南朝佛教造像上即已出现。 在莫高窟隋代第417、303窟、唐代第45窟南壁等绘制情节完整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音经变，并一直流行到莫高窟晚期。救诸苦难的观音菩萨，在玄奘艰险的西行途中，自然成为其心系的保护神。图像史中的唐僧取经图像与西游记壁画自然会配套有观音的图像。果然，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连续出现了以观音信仰为中心的取经图像和西游记壁画。
受汉代白马驮经故事影响，在玄奘取经故事图中很醒目地雕绘出白马驮经的情节，构成了一僧一从一马驮经礼拜观音的早期取经图像的构图模式。可以说，汉代摄摩腾、竺法兰白马负经的故事成为玄奘取经图像的直接来源，也是佛教传入中国，西来传法僧及汉(唐)僧赴印取经的形象体现。唐僧成为佛教持续东传之最典型代表与象征，并成为求法诸僧坚韧不拔精神的代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都是中土被动接受外来的佛教，即所谓“胡神”。从汉至唐，大量印度、西域而来的传法僧被收入到中国僧人所撰写的僧传等著作中。尚永琪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东来僧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中土僧人西行求法者也出现在这些著作中，唐代高僧义净更是著录了50多位前往印度求法的唐代僧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正藏》第 51 冊)。中土僧人之所以前赴后继西行，大致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胡僧传来佛经的不满足;二是对佛教诞生地以及佛陀圣地的景仰，一探佛教发源地及其圣境成为许多僧人的梦想。他们的西行，带给我们的不止是中印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和佛经原本的东传，更多地体现了他们对真理的孜孜追求和不畏险途、舍身忘我的奉献精神。各类僧传所记西行求法的僧人虽众，但遗产丰厚者屈指可数。著名的有曹魏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法显、北魏惠生、唐玄奘及义净诸僧。
朱士行是中土最早西行求法的僧人，他仅到于阗，未能前往印度。朱士行所在的曹魏时期，虽有西来僧人传译佛教，但毕竟因语言等问题，无法满足汉地僧人的修习。
朱士行善讲汉末由竺佛朔翻译小品《道行般若》，却“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魏甘露五年(260年)，他从雍州出发西行，度过流沙，克服各种因难，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于阗为佛教传入西域较早之地，法显西行，记于阗盛行大乘佛教。故士行西行的目的就是至于阗寻得大品“般若”。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往西域之路畅通，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曹魏时期仍之。从洛阳至于阗，数千公里之遥，虽然道路畅通，但在那个年代，仍然十分艰苦。《高僧传》关于士行西行的过程，仅有“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短短十二字，期间艰辛令后人想象!
士行的西行，贵在对大乘佛教原典和佛教真理的追求，从朱士行求得大品般若至罗什时代，“般若”一直是北方佛教义理的大宗。其最后“死于于阗，散形异域”的忘身精神，可与后来的玄奘相若。“四百余年后，玄奘忘身西行，求《十七地论》。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确足相埒也。”
140年之后的东晋隆安三年(400年)，僧人法显“发迹长安”，带着他虔诚的愿望出发，踏上了前往印度求取佛教的道路。与朱士行西行至于阗路途寥寥的记载不同，《高僧传·释法显》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其度流沙之后的种种艰难险阻。“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度小雪山遇寒风、诣耆阇崛山遇黑师子。海陆还国时，船遇暴风进水，“唯一心念观世音”得免。法显回国后，留下了一万多字的著名西行游记即《法显传》(《佛国记》)，成为我们了解西域、中亚、印度佛教状况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对研究5世纪初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线路记载。
相较法显，北魏僧人惠生往西域取经似乎轻松很多，从神龟元年十一月至正光二年(518-521)共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印度之行的使命。惠生的西行与朱士行、法显最大的不同是具有官方性质，受当时胡太后的派遣西行，自然路途会少很多困难。《惠生行记》(《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大正藏》第51册， No。 2086)仅千余言，记述简略，但出行的线路却很完整，从洛阳经青海至西域鄯善，沿西域南道逾葱岭进入中亚阿富汗，再南下到达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惠生所到之地，皆有相关佛教遗迹的记录，虽然很简单，却也是研究丝绸之路佛教遗存状况很重要的资料。
玄奘的遗产与新遗产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又一位伟大的中国僧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道路，他就是著名的玄奘法师。玄奘的西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其路途的艰难，唐秘书著作佐郎敬播撰《大唐西域记序》曰：“ 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涂，几必危而已济。暄寒骤徙，展转方达。”垂拱四年(688年)三月十五日沙门释彦悰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遂发愤忘食，履崄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玄奘十七年后东归回到长安，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关于玄奘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热潮，又开始繁荣起来。关于其从长安——印度——长安往返的千难万阻，也有诸多探讨，此处不再多表。玄奘西行所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影响，相比前面所提到的朱士行、法显、惠生诸人，以及后来者义净等，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玄奘留给我们的遗产，异常丰富，泽被千年。玄奘译经及佛教著述是中国佛教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内容;《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唐代中国与西域、中亚、印度间交通路线最为详细的记载，成为这一方面研究最直接的材料;玄奘及其传记为后来寻找发掘印度佛教遗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些重要的佛教遗址据之而得以调查和发掘，并获得了重要的收获，成为研究印度与中亚佛教建筑、佛教艺术最直接的资料;玄奘西行事迹，逐渐被神话，从唐至明，不断产生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当属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在当今，又不断根据《西游记》的神话，产生了各种影视作品，圣僧唐僧及其弟子们成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备受喜爱。由此而形成的各类艺术作品，从唐代开始，玄奘法师画像到取经图像再到西游记图像的一系列转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高僧。
玄奘取经西行所经之地、译经之所、寂灭之处，都留下了大量相关的遗迹。从长安行经河西走廊到瓜州，再抵高昌达西域，现今的大雁塔、兴教寺塔、锁阳城遗址、高昌故城、苏巴什佛寺遗址等均已成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遗迹则是丝绸之路上反映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最耀眼的明珠。关于玄奘及其西行求法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又构成了新的玄奘遗产，而这种新遗产今后又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本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希望能为今后的玄奘及其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