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磨练，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约束：与官谋商，不涉政事。这一约束，来自与田单多年交往的阅历：商人一旦涉政，轻则影响对市利的判断，重则毁灭商家大业的根基。然则，要做旷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谈；要做官府生意，不与官员来往还是空谈；要与官员来往，不言及政事则几乎无从结交。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数：以牟利需要而接触官员，不期然言及政事，便渐渐地由浅入深生出来往之情谊，最终相互为援，皆大辉煌！然则，吕不韦却对这种路数大不以为然。大争之世，政无恒势，显官大臣最是动荡无常。此其时也，周流财货之商旅却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举凡鏖兵大战，大臣官员便是肃杀换代之期，商人却是大发利市之时。两厢比较，以兴旺恒长之业，就动荡无常之道，岂非火中取栗？思谋揣摩之下，吕不韦便有了自己与显官权臣交往的独特方式：让利守信，不涉政务。这个“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谈商事单独晋见当事官员，绝不在官员与部属会商政事时晋见；其二，商事交接妥当便行告辞，绝不海阔天空；其三，谈商期间，官员若有即时公务，便即行告辞，约期另谈，绝不留场等候。多少年了，吕不韦都是以一贯之，在列国官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持重干练，不起事端，轻利重义，商旅大士也！
吕不韦判定嬴异人：奇货可居，嬴异人也！
吕不韦却有了完全不同于范雎的判断，最主要者便在三处：一则，老秦王非但没有遗忘这个王孙，恰恰是刻刻在心的一颗邦交棋子。吕不韦相信，作为邦交敌对方的赵国，平原君的评判比已经是局外人的范雎更准确。二则，嬴异人心志尚未全然泯灭，长期忍辱负重，隐隐然有能屈能伸之象。仅是这番阅历积淀的品性，也必然强于那个“不堪”的嬴傒。果真此子入得秦国，做安国君嫡世子便大有可能！三则，老秦王年近古稀，随时可能薨去，安国君五十有余，虚弱多病，也可能几年便去。如此看去，嬴异人由世子而太子而秦王，便绝不是一条不可预测风险的漫漫长路。以吕不韦之独特眼光，十年之期，大体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