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历史，有两条重要的分界线是必须知道的。
其中一条是秦岭—淮河一线，它被认为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而且这条线还有更多内涵，比如气候上的等温线、降水量线、结冰水文线和温度带分界线，还有土壤类型、农业生产方式和植被上的差异分界线。
地理则影响到风俗：南涝北旱，南橘北枳，南船北马，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拳北腿，南经北政，南繁北齐（语言方面），南细北爽（性格方面）……到了现代还发展出南轻北重（工业）、南商北官的格局，当然，秦岭—淮河一线也大致成了供暖和不供暖、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姥爷姥姥和外公外婆的分界线。
▲南方亭子和北方亭子
上述现象都属于“风俗”，背后涉及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但也不是绝对的差异。“风”与“俗”的形成，前者更偏重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后者则偏重社会环境的塑造。不过古人也不是严格区分二者，往往将风俗二字连用，表示生活习惯。
秦岭—淮河一线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南北分界线，南北风俗差异也不是人为规定出来的。太平洋季风从东南边吹向东亚大陆，渐渐削弱，从而带来不同的降水量，又因为纬度的差异，南北气温也有差异。
秦岭—淮河一线是人们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气候分界线，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是冬季0度的温差线；在此基础上，南方和北方发展出不一样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而形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进而是风俗，甚至还有战争和统治方式的差异。
▲等降水量线
然而在古代中国，有一条线比秦岭—淮河一线更重要，甚至主导了中国历史的格局。这条线几乎与长城平行，就气候而言则是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致，而且与中国的一系列山脉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大致重合，这不是偶然的。
东南方向吹来的季风受山脉阻挡，山脉两侧的降水量大有不同，因此形成400毫米降水的分野，而降水量的多少又决定了古代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的效益，因此长城一线，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就大致成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受历史气候转变的影响，农耕区和游牧区会有交错，形成混合经济。
▲中国主要山脉
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主要是农业生产，长城以北则是游牧生产或农耕－游牧混合经济。在长城这条分界线上的地名有很多也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发生地，比如雁门关，比如云中和代郡，比如河北六镇，比如山海关和居庸关，在唐诗宋词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中屡见不鲜。因为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最重要的一条线，也是诸多古代历史关键事件的发生地。
古人按照上北下南的方位观念，称塞北为塞上，也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称塞南为塞下，也就是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王昌龄的《塞上曲》诗：“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幽州、并州位于今河北、山西北部，地理范围大致是长城一线。唐朝许多诗人都有过边塞经历，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国时期陈去病的《出塞望蒙古》也作诗：“兵增不征讨，苦哉塞下民。”这里描述的就是社会现象了，涉及古代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奏旋律，即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
▲历代长城
新石器时代开始时，人类渐渐从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向两种主要的生产形态演进，一种是定居农业，根据降水量不同有旱作农业和灌溉农业，中国北方，也就是传统的华夏或中原地区较早进行旱作农业，从而奠定了中国中原王朝的基础；另一种是非定居的畜牧、渔猎或游牧生产。游牧民族不是自己选择了成为游牧民族，而是他们所生活地方的自然环境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游牧或渔猎。
游牧民族的优势是机动性强，一旦形成统一的政权，其作战能力和作战半径令农耕民族恐慌。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农耕成果的动机无非是为了生存。而农耕民族的优势则是生产发达，以农业为基础，在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制度典章各方面都会取得长足进展，并形成农耕民族特有的优越感。
▲全世界游牧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40度到55度之间的寒温带内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带是全球游牧带的一部分
春秋以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以长城为界限的两种经济类型的分野，因为即便是在中原的核心地区比如山西和陕西，也大量居住着“夷狄”，以畜牧为生；而南方越人和苗人生活的地区则大量采用刀耕火种。周武王带领的大军进入商王朝核心区域要与之交战的时候，商纣王还忙于讨伐“夷”，这个“夷”不是在北方，而是在东边的淮河流域。
西周初年进行分封，位于最北边的燕国并未越过今北京一带，而另一个北方大国晋也没有突破山西南部，进入北边。而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组织的“尊王攘夷”行动，所征伐的“夷”其实是在山西境内，并未到达今长城一线。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才是长城南北农耕－游牧对峙的起点。
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以国都为中心四处扩张，开垦荒地，加上吞并小国，形成越来越大的诸侯国。楚国在南方，吞并吴越和湘苗一带；燕国一直往北，势力扩展到今朝鲜大同江一带，而燕国的长城也修到了那里，并且燕国与匈奴交手；从晋国分出来的三个诸侯国之一赵国在最北边，一路往北扩张，并且在与匈奴的交手中不落下风；秦向西扩张，与西戎交手，其中头号强敌是半农半牧的义渠国，而且秦往北到达六盘山的时候也已经与匈奴交手，并开始修筑长城；不过秦最成功的开疆拓土是由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主导的伐蜀，得到天府之地并且对楚国形成压制。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虽然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然而各个诸侯国都是外向型的，将“中国”的范畴拓展到更远的地带，并直接与即将强盛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对峙，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
▲汉武帝时疆域
秦汉与匈奴对抗的历史，很多人以及了解，我们需要把这种对峙，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若干次南北对峙（五胡与东晋、拓跋鲜卑与南朝、拓跋鲜卑与柔然、隋唐与突厥、辽金夏与宋、元与宋、瓦剌鞑靼与明、后金与明、准噶尔与清）放在整个中国的地理框架下考察，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关系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轴。
塞北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主要由沙漠、隔壁和草原构成。塞北又可以分为两大块，北边是漠北，也就是今蒙古共和国（我们的习惯用语中也称外蒙古）再加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南边是漠南，也就是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长城沿线部分地区。
▲塞北
漠北和漠南不一样。在降水量方面，漠南的部分地区可达到200—400毫米，也就是说接近中原农业地带的降水量，从而可以进行少量农业，主要是进行畜牧，还有一些游牧生产，也就是说漠南地区是农牧混合经济。所以不能将这片地区生活的人统称为游牧民族。
漠北地区的降水量则普遍在200毫米以下，大量的戈壁和沙漠地带只能进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都是兴起于漠北，比如匈奴和蒙古，但是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往南迁徙，寻找更丰盛的水草。漠北游牧民族的迁徙往往会在整个中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草原游牧
居住于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一般情况下，通过逐水草迁徙可以喂养牲畜，进而为人提供饮食。一旦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减少，也就意味着牲畜难以喂养，进而人也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他们会选择南下，到达漠南草原更丰盛的地区。
秦汉之际的匈奴、南北朝后期的突厥、宋金对峙末期的蒙古都遵循这条规律，成为统一整个漠北漠南蒙古高原的强大势力（突厥的路线与匈奴和蒙古不一样，后面还会解释），从而对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构成强大的挑战。
研究历史气候变化的学者指出，除了商中期和西周中晚期有过一阵冷期以外，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大体上处于暖期，这也就意味着华夏地区（中原）的开发更为兴盛。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河南省的简称“豫”是与大象有关的，而考古发掘确实显示后期殷商王朝的核心区域，也就是今河南一带，有大量大象出没，另外甲骨文所需的原材料如贝壳也是通过近海获得，说明那时候因气候温暖，华北地区的海岸线比现在更加深入内陆。
秦汉以后中国的气温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图表观察：
▲秦汉以后古代中国气温
每次寒冷气候来临时，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跃期，比如东汉末年到南北朝，北方民族相继南下，占据中原，最后由鲜卑人的后裔或混血所建的隋唐将中国统一；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寒冷期；而明清时期正处于全球范围的小冰河时代，气候比现在寒冷。
长城内外的格局变动经常牵涉到漠北、漠南、长城一带和中原的连锁反应，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汉族”的性质被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格局也被改变了。
▲公元前200年的匈奴和汉
引子仍然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武帝的征伐和屯田政策并没有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问题，但基本上实现了“你没法消灭我，我也没法消灭你”的状态，汉元帝时代采取和亲之策，后来被王莽的胡作非为给破坏了，本来不是大威胁的匈奴又变成了大威胁。
不过匈奴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在东汉初期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形态有关：位于漠北的北匈奴更倾向于保留原本的游牧方式，而南匈奴更倾向于在农牧业交界地带进行游牧的同时也和汉人一样进行农业生产。
南匈奴内附东汉，东汉为了彻底清除北匈奴的袭扰，以南匈奴为先锋部队，把北匈奴逐出漠北，匈奴向西迁徙，在后来的四百年里引发整个欧亚大陆的连锁反应。而内附的南匈奴住在长城一带，也就意味着南匈奴作为东汉的屏障充当了长城的角色，替中原王朝阻挡塞外的游牧民族南下。
▲公元200年的匈奴和汉，明显看到南匈奴已经内附至黄河流域，先前匈奴的地方已经被鲜卑部落占据
连锁反应便是：南匈奴进行农耕，还学习儒家文化，相当于中原人了，而南匈奴空出来的北方畜牧区就被周围的民族占据，其中最大的一支便是鲜卑慕容氏，而更靠北的地区丁零人占据。紧接着，西晋内乱，其中一个王把刘渊的兵力引进中原参加王室内战，刘渊来了就不走了。
刘渊是南匈奴人的后裔，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他所在的地区是赵国故地，然后他为了表示自身的正统，是承接汉朝，于是给他的政权起名叫“汉赵”。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外族。
晋室南渡之后，偏安于江南，毫无雄心壮志。中原地区却是十几个政权交替演变，当年占据南匈奴故地的鲜卑慕容氏南下占据了河北、山东一代，前后建立了四个政权，而鲜卑慕容氏的故地这时候又被鲜卑拓跋氏占据，鲜卑拓跋氏也从游牧民族变成半农半牧的民族了。紧接着，鲜卑拓跋氏也入主中原，征服了先前鲜卑慕容氏的一些地方，还有山西、河南和关陇地区，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这时候他们的故地又被南下的柔然占据。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巧妙的关系转变，以前鲜卑人是长城以外被中原王朝防御的对象，现在鲜卑人成了中原人，柔然人则成了长城以外需要鲜卑人去防御的对象，占据原先柔然地界的则是敕勒和高车；而且拓跋氏称呼柔然是“蠕蠕”，这种叫法是过去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
▲宋魏时期全图，公元449年
家喻户晓的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与北方草原的柔然人之间的战争中。谁还能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不是正统的中原王朝呢？
事情还没完。在长城一带抵抗柔然人的鲜卑人和南下洛阳的鲜卑人产生了分歧，南下的鲜卑人汉化程度很深，已经不说鲜卑语，也不穿鲜卑衣服了，反倒和中原的世家大族走得更近。
北方的鲜卑人发动叛乱，柔然人也趁机进入中原，北魏就是在这种光景下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东魏和西魏的建立者都是发动叛乱的北方鲜卑人中的汉人将领。如果北魏内部没有这些内部分歧，会在积蓄一定力量之后统一南方，做到和隋朝一样的事情。
后来的历史轨迹并没有太大差异，依托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的西魏以及后来替代西魏的北周宇文氏，重新统一了北方，再由替代北周的隋朝完成统一南方，然后这个统一的王朝发现：北方又来了一个强敌。
▲公元6世纪末的突厥
位于今新疆北部的突厥人崛起，占据了柔然的地盘，统一了北方草原，这一幕，似乎和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相似。紧接着就是像秦汉与匈奴对峙一样的隋唐与突厥对峙，都是古代史上最高水平的军事、外交博弈。同样，隋唐帝国能打几场胜仗，却无法消灭突厥，突厥也是因为内部分裂，东突厥向唐王朝称臣，西突厥往西迁徙，又是一次影响到整个亚欧大陆历史的迁徙。
唐王朝衰弱之后，突厥留出来的空缺由回鹘填充，后来是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从唐后期一直到明朝初期的六百年间，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可说是束手无策的。
因此，对中原王朝来说，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内部的农业生产和政治稳定，另一个是北方边境的安定。前者可通过休养生息和完善典章制度来实现，相关的河道治理和漕运也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官僚体系运作；而后者更为棘手，它牵涉到了整个王朝的战略调整，到底是用和亲和互市等和平方式维持北部边疆稳定，还是举全国之力驱逐草原势力却未必能大获成功，或者只是采取守势依托长城一线保持防御姿态。围绕这个国家战略，中原王朝的政治出现各种博弈。
▲极盛时期的日不落帝国控制范围
最后终结这一循环往复的游牧－农耕冲突的是两股势力。
一个是清王朝采取联合蒙藏回的策略实现了中国边疆的统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经极少出现，尤其是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之后，似乎中国历史的主轴在此已经终结。
另一股势力是整个世界的格局所带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亚欧大陆因为从东到西的几大帝国和正在崛起的工业欧洲，已经令传统的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沙皇俄国吞并整个西伯利亚，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占据了中亚和南亚，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这些殖民大国陆续占据世界各地，此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变成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博弈，而不是游牧与农耕的博弈了。
就中国而言，16世纪开始与西班牙、葡萄牙打交道，17世纪与荷兰和俄国打交道，18—19世纪与英国打交道，都是慢慢卷入整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国历史的主轴开始变了，不仅要开始面向海洋，还要面向内部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