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像曹操个人形象的“广告语”，一句话道尽了千古奸雄的自私与残忍，过往“品三国”、“解三国”的人多，这句话早早就是网红词句，翻翻裴注《三国志》就知道，原话其实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所以，有从说话时候的语气入手“洗白”的，也有从古汉语翻译入手“翻案”的。
对错且不论，有个问题却往往被忽略，那就是：
这句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又是由谁记录下来的呢？
一
在《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中，伴随着“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出场的人物是“陈宫”。
《演义》中的文字是：
且说曹操逃出城外，飞奔谯郡。路经中牟县，为守关军士所获，擒见县令……县令曰：“吾姓陈，名宫，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今感公忠义，愿弃一官，从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陈宫收拾盘费，与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剑一口，乘马投故乡来。
……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这里设置了中牟县令陈宫弃官跟从曹操的桥段，又让陈宫旁听了曹操的豪言壮语，前后逻辑完整，实则应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因为真正跟随曹操的“人”，实在不能担当此角色，所以才将陈宫安排至此，正好为日后其辅佐吕布反曹，做了“报应不爽”式的铺垫。
历史上的陈宫，见裴注《三国志》卷七《吕布张邈臧洪传》引文：
鱼氏典略曰：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
陈宫出身东郡，年少时已经交游遍及海内知名之士，待到天下乱起，方才跟随曹操，后来“自疑”，略同于今天的“迷茫”、“意义丧失”，才跟随吕布反对曹操，而他为吕布做参谋，吕布基本不听他的建议。
这个“追随”的最早时间，史书可见的记载是裴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引“世语”：
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
这是在初平三年，“兖州刺史”刘岱迎战青州黄巾败死，陈宫为当时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游说谋得的兖州，此后，“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曹操至此才算有了“王霸之基”，可以说，陈宫居功至伟，属于“首谋”，也是“头功”。
而曹操待陈宫，也非常重视，参见曹操包围下邳时，吕布之妻的叙述，非常有趣。见裴注《三国志》卷七《吕布张邈臧洪传》引《魏氏春秋》：
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待陈宫就像父母呵护怀里的幼子，陈宫仍旧叛曹附吕，今天你厚待陈宫还超不过曹操呢！
具体的行动见《三国志·吕布张邈臧洪传》：
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
也就是说，陈宫得以独立统帅一部兵马屯驻在曹操的“老根据地”，属于“守老营”的角色，没成想，陈宫竟然“反了”。见《三国志·吕布张邈臧洪传》：
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守。
陈宫带兵迎接吕布，兖州全境皆反，只剩下三个县仍旧服从曹操，可见陈宫本人在曹操“得兖州”和“失兖州”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曹操最后还是逆势翻盘了，并最终抓获了陈宫，只不过俩人最后的诀别别有一番意味，在裴注《三国志》卷七《吕布张邈臧洪传》引《典略》：
太祖笑曰："今日之事当云何？"宫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宫曰："宫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宫曰："宫闻将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复言。宫曰："请出就戮，以明军法。"遂趋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宫不还顾。宫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
这段对话就不详细翻译了，只说说其中的要点，即陈宫自认“为臣不忠”，且“请出就戮”，什么意思呢？
陈宫的“为臣不忠”，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与张超、许汜叛离曹操，一次是在郝萌之变中与郝萌同谋联合袁术反叛吕布，前一次成了，后一次未成，对于后一次，从他对曹操说吕布不听他的计策所以失败来看，并不看重吕布，那么，这里的“愧”，只能是对曹操了。
之所以“愧”，在于“叛”有“叛”的理由，“忠”有“忠”的道理。
二
只不过历史上的真实理由，《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明代通俗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能给当时的市井读者解释清楚，只能用最简单的、读者能够理解的“伦理梗”来“立人设”，一个是曹操的“人设”，一个是陈宫的“人设”。
因为曹操与董卓一样残忍、自私，所以陈宫弃之而去，甚至辅佐吕布对抗曹操，在他生命最后的慷慨激昂，也就变成了对曹操的“揶揄”，甚至是“道德绑架”，而并非对于自身行为的“愧疚”。
事实恰恰相反。
前文说到，陈宫“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也就是个交游广阔之人，社会关系丰富，所以能够替曹操顺利游说兖州的“别驾”、“治中”，按照东汉选官惯例，僚属首领都属于已故刺史刘岱私臣，且应为本州“名士”、“名族”出任，也就是地方“世家”的头面人物，也就是说，陈宫和兖州本地的豪门世家大有交情。
如果曹操遵循东汉地方统治的“惯例”，能够多方共治，陈宫并没有理由背叛，问题是，曹操本人就不是个循规蹈矩之人，所以，他杀死了与孔融齐名的“名士”边让，具体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边让）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
这个时间是错误的，因为陈琳为袁绍所作的《讨曹操檄》中就提到了“边让之死”与“兖州之叛”的关系：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也就是说，边让因为经常言语侮辱曹操，让曹操怀恨在心，借着其同乡告发构陷边让，不但将他本人斩杀，还连累妻子家眷，等于是遭受了“族灭”，结果导致了兖州境内“举州同声”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边让的“本郡”并不在兖州治下，而是在“陈留郡”，也就是曹操的盟友张邈的地盘上，“告郡就杀之”，也就是“借”了张邈的刀，这一刀下去，一方面让陈宫为了“全友道”主导“一夫奋臂”，也就是激发了陈宫与兖州士人社交圈子的同气连枝，另一方面，也让张邈只能与吕布“共牧兖州”。
也就是说，曹操逼张邈杀边让，很可能就是为了让他“纳投名状”，将其“臣属化”，也就是陈宫劝谏他反曹时说的“反制于人，不以鄙乎？”只是没想到，当曹操东征徐州导致武力压制暂时消失后，张邈、陈宫、兖州本地势力一齐发难，反而造成了“雪崩式”的结果。
这些信息的指向，都说明陈宫本人“叛曹”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个人权位或是与曹操的政治冲突，而是“自疑”，也就是对之前为曹操获取兖州的举措的正确性有所怀疑，因为曹操并不愿意延续东汉政治传统，与本州士人“和谐”地共治，为兖州“保境安民”，反而在平定州内之后频频用武于四方。
但是，曹操作为“二元君臣”伦理中的“主君”，对于陈宫完全没有亏待的地方，所以，当陈宫面临“乡情”、“友道”的时候，选择了对曹操的“不忠”，要知道，这种行为在东汉的士林伦理下与“不孝”是并列的“劣迹”。
所以，陈宫在临终前的“愧疚”和“自贬”，不是虚言，而完全是真情流露，他的本心，对曹操的“命世之才”一直都是欣赏的。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中描绘的这个“报应不爽”、“轮回故事”从根儿上就是不成立的。
三
了解了以上的情况，自然就能明白，《三国演义》中关于陈宫“捉放曹”和“杀吕伯奢”后离去的描述，全都是虚构情节，两者之间根本就对不上，而《三国志注》中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中牟县纵放曹操的实为不知名的“县功曹”。
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谁与曹操同行？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国》中说，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时身边没有人，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裴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引《魏书》中明确提及：
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
也就是一行数骑，一同到成皋吕伯奢家，曹操不是孤身一人，至于这几个人是谁，史书没有明载，但是我们可以从行程上入手。
《三国志·武帝纪》记录简略，曹操在过吕伯奢家之后，行程为：
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注意，陈留郡属兖州，而曹操家居沛国谯县，属豫州，其父及宗族均在谯县，另见《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
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
这一条后面还有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记载，豫州刺史黄琬要捕杀曹操，曹操躲避，曹邵被杀，说明曹操在陈留起兵之前曾回到本乡沛国募兵，只不过他的亲生父亲曹嵩并不支持，见《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曹嵩曾为太尉，是曹氏宗族的头面人物，他对曹操的背弃，也就相当于宗族的背弃，所以日后曹操的起家，并没有得到宗族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也就是卖了一部分家产募兵，而他大部分的军队则来自于陈留的富户卫兹的资金支持，跟随他的诸曹、诸夏侯，实际上是依与他个人的亲近程度而加入的。
也就是说，曹操从洛阳开始的行程，应该是洛阳——成皋——中牟——沛国——陈留。
那么，只要是行动起点和终点与曹操重合，并明确地记载“从太祖”的，就一定是参与了“杀吕伯奢”的“从骑”，检括《三国志》及裴注，会发现谁呢？
符合条件的有这么几个：
英雄记曰：纯字子和。年十四而丧父，与同产兄仁别居。承父业，富於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八，为黄门侍郎。二十，从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从征战。（《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裴注引《英雄记》）
英雄记云：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
曹纯十八岁为黄门侍郎，必然是在京师洛阳做官的，两年后，随曹操到襄邑募兵，襄邑为陈留郡属县，则其起点也是洛阳，终点是为陈留郡。
也就是说，曹纯肯定是曹操的“从骑”之一。
后一条材料说，刘备也在京师洛阳与曹操同回沛国，招募军队，等到天下大乱后，也起兵一同讨伐董卓。
只不过刘备的这条记载，时间上有些错乱，灵帝末年，刘备确实是在洛阳，因为其鞭打督邮后弃官不当安喜县尉，之后就跑了，此后，大将军何进派出毌丘毅到丹阳募兵，刘备随从，并在下邳立下军功，受封“下密丞”，又去官。之后为“高唐尉”，升迁为“高唐令”。
这段经历看似首尾相连，其实是有时间间隔的，何进派出张杨、鲍信、王匡、毌丘毅等五人外出募兵，时间在中平六年（189年）六月，也就是汉灵帝驾崩后2个月，而汉献帝即位则在中平六年九月，此时董卓已然入洛阳主政，并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逃亡，至当年十二月，才在陈留郡举兵讨伐董卓。
中平六年六月随毌丘毅至丹阳，领兵回返时间不详，但鲍信回京时遇上董卓大军入洛阳，说明时间相差不远，很可能是在中平元年八月何进被杀前，刘备已经回返洛阳，被任命为“下密丞”，还没等赴任，就赶上了袁绍诛杀宦官、董卓进京废立的大乱，所以，“去官”与曹操同行回乡募兵讨董。
而此时刘备身边，可以肯定有关羽、张飞在侧，则曹操一行“从数骑”中的知名人物已经可以确知：
曹纯、刘备、关羽、张飞。
也就是说，当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时，就是说给他们四位听的，而刘关张三杰，也并没有像《三国演义》中的陈宫一样，半夜拔剑要“除贼”，或是愤然离去，而是跟随曹操，至少要到沛国聚兵之时，至于有没有参与陈留举兵，则于史无据了。
那么，问题来了，刘关张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什么没有选择和自私、残忍的曹操“分道扬镳”？
四
道理很简单，曹操的这句话、这件事并没有《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么简单。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描写大体是这样的：
曹操父亲的结拜兄弟吕伯奢为迎接曹操的到来而出门买酒，曹操等候多时听到了“磨刀之声”，曹操就犯了疑心病，认为吕伯奢并非自己的至亲，相当可疑，就去偷听谈话，恰巧听到了有人在厨房中说：“缚而杀之，何如？”
曹操确信对方要对自己动手，就闯了进去杀死了男女八口，此时才在厨房看到了一头绑好待杀的肥猪，曹操和陈宫心知杀错了人，一路逃跑，恰巧遇到了吕伯奢，将他也一并杀死。
之后的故事，《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中的描写非常微妙：
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
曹操策马不顾吕伯奢的挽留，走出几步，突然拔剑返回，叫住吕伯奢，还非要“诈”他，待其回头时，方才一剑砍过去，整个过程画面感极强，这先执着，再犹豫，最后下狠心的过程极其有层次，让观众仿佛看身边人一样。
进而导出陈宫对曹操的指责，曹操再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答，大奸大恶的形象跃然纸上，属于典型的“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整部小说中曹操的“人设”就此“立”下了，可以算是文学创作的“神来之笔”。
而文学的“长处”，也恰是史事的“短处”，因为属于绝对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以获取“共情”和传播，真实历史的事件，往往要复杂得多，理解起来需要的背景知识也多得多。
见裴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关于此事的几条记载：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这三条史料的记载各有侧重：
第一，是吕伯奢之子图谋曹操等人马匹和财物，被曹操亲手杀死数人；
第二，吕伯奢家五个儿子热情款待，曹操疑心有诈害自己，亲手持剑杀八人离去；
第三，曹操听到食器声响，以为有伏兵，于是杀人离去。
这三条史料看似无关，其实是一个事件的三个视角的记录，第一是“吕家动机”，第二是“曹操心理”，第三是“事发诱因”。
完整重构一下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曹操带着曹纯、刘备等人来到了他的朋友吕伯奢家，吕伯奢本人不在家，只有五个儿子在，却对身为通缉犯的曹操非常热情，引发了曹操的怀疑，而这五个儿子之所以如此，则是垂涎曹、刘等人的马匹、财物，想要来个“黑吃黑”，反正通缉犯也没法去找官府报官。
没想到在吕伯奢之子和宾客部曲还没有“发动”的时候，曹操等人因为听到了“食器之声”，以为是刀剑碰撞，先下手为强，战况也非常惨烈，连曹操本人都手刃八人，可想而知，刘关张等骁将手上得留下多少人命。
杀完人之后，曹操等人肯定是通过“审讯”得知了吕伯奢之子的图谋，否则，《魏书》中的记载也根本不会流传下来，这就等于是事实有个两重反转的效果，因为“意外”而杀人，又因为杀人才揭破“阴谋”，所以，曹操的“凄怆曰”才算是有的放矢。
这里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实际上，是对这个“狗血”事件的无奈表态，甚至毫无“庆幸之情”，翻译过来，也就是“宁可我先下手为强，也比后下手遭殃要好”，但又“凄怆”表态，可见曹操还是有“悲悯之心”的。
至于什么将“负”翻译成“肩负重任”之类的说法，完全是胡扯，只不过是没理解事件背景的梦呓罢了。
最后多说一句，为什么吕伯奢之子如此“利令智昏”呢？你都是有庄园、宾客的大户了，眼皮子何至于这么浅？
根子就在东汉末年的马价上。
黄巾之乱前的汉灵帝光和四年搜括天下马匹，民间一匹马的价格高达200万钱，当时的金价约为10000钱/斤，汉制一斤约合250克，也就是说，一匹马价值50公斤黄金，以300元人民币/克的金价粗估，一匹马价值今天1500万人民币。
考虑到光和四年尚是黄巾之乱前，曹操过吕伯奢则在黄巾之乱后，马匹更加稀缺，曹操又是比二千石高官，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领导，其骑乘的自然是骏马，因此价格只会更高，刘备则以骑兵起家，又曾与马贩子交往，部下多有幽州骑兵，则其坐骑也不会是“凡品”。
也就是说，曹操、刘备、曹纯、关羽、张飞等5人，每人开了1辆价值1500万人民币的布加迪进入吕家的庄园，总价在7500万到1亿左右，这笔财富在北上广深买套好别墅还差点意思，可要是在“成皋”，也就相当于今天出北京到河北衡水买房，买下个庄园，应该还是不难的。
所谓财帛动人心，况且成皋还在董卓控制下，以这五人通缉犯的身份，吕家可以说是伸伸手就能把这笔巨额财富拿到手，曹操又只是吕伯奢的朋友，大不了求财不害命也就能和父亲交代了，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曹操的感慨，或许还有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不甘吧……
至于刘关张三兄弟，又不是刚进社会的小青年，以他们相对熟稔“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来看，恐怕连曹操的这种“高官子弟”的诗性感慨都不会有，否则早就被“蹉跎的岁月”给怄死了，哪儿还有屡败屡战的“刘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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