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过一部三十多年前的老电影《末代皇帝》。
当这部电影1988年横扫奥斯卡九个奖项时，女主角陈冲惊喜地说：“没想到奥斯卡最佳电影会提名一部中国电影。”男主角尊龙却说：“《末代皇帝》可以说是一部全世界的影片。”
当初，剧组获准进入故宫拍摄，得到中方全力协作，还是第一部进宫拍摄的外国电影。
拍摄期间，适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由于片方拥有优先权，让女王都无法到紫禁城参观。这么大牌的剧组，女王估计也头一次见。
导演贝托鲁奇对这段宝贵的经历刻骨铭心。曾担任《末代皇帝》副导演的宁瀛，在多年后与他在意大利相见时，还听他说：“突然好想再回中国看看。”
循着时光轨迹，回到81年前，远在英国的“帝师”庄士敦临终前心中想的，或许也是这样一句话。
这个苏格兰老夫子，晚年仍精心保存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当他在满天繁星下仰望苍穹，总会想起在紫禁城的每个黄昏，想起他的学生，那个一生被时代潮流裹挟的末代皇帝。
他们的故事，始于1919年的那个春天……
▲庄士敦。
1:
那一年，满清遗老李经迈正在为溥仪寻找一位英文老师。
李经迈是李鸿章之子，由于其父的关系，与英国联系极为密切，英语也讲得很溜。清廷每次跟英国借款，都是由李经迈前去磋商，据说他从借外债所得的回扣多达百万两。
辛亥革命时，李经迈首先想起的就是英国老铁。他逃到威海卫避难，投靠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庄士敦。
在为溥仪寻找英文老师时，李经迈又想起这个朋友。
1898年，24岁的庄士敦来到中国，起初在威海卫租借地当秘书。
这一来，就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
来到仰慕已久的神州大地，庄士敦兴致盎然，很快成为资深驴友，学中国话，研究中国文化，走遍大中华，几年内游遍名山宝刹。
后来他跟另一位“帝师”陈宝琛成为同事，就是靠着爬山这一共同爱好结为好友。两人最爱去的是北京西山。
庄士敦还在徐世昌的帮助下直接在西山买了一幢别墅。陈宝琛给他写诗祝贺：“梦回疑雨复疑风，身在飞流乱石中。此景故山吾最习，天涯老顾与君同。涧谷能为盛夏寒，未霜林叶已微丹。潺潺洗出中秋月，拥褐深宵数起看。”
庄士敦虔信佛教，不满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过激行为，曾匿名写信谴责基督教会，甚至还说：“西方传教士不应到中国去，人家中国有自己的宗教”。
他又以《论语》中“士志于道”一句，给自己取名“志道”。
这个英国绅士，早已跟中国人打成一片。
2:
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描述民国初年的北京，是“由紫禁城、东交民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
辛亥革命后，紫禁城依旧归清室管理，作为皇室居住的地方，一直延续到1924年。
高墙之内，居住着溥仪和四个太妃，加上仆役、太监、女眷，不下千人。这里仍沿用皇帝年号，人们身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活在旧时代的迷梦里。
宏伟的紫禁城与外界不过一墙之隔，却天差地别，不伦不类，走进这里就像在演穿越剧。
逊位后，溥仪依旧没有获得自由，他与世隔绝，在这片压抑的小天地中成长，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如庄士敦所说，“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1919年，庄士敦接受李经迈的邀请，于3月3日前往紫禁城，这日子是满清遗老们特意挑选的黄道吉日。多年以后，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写道：“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按照前朝接见外国大臣的礼节，13岁的溥仪高高坐在宝座上，打量着眼前这个英国绅士。庄士敦先是向他行了一个鞠躬礼。
溥仪却站起来，和这个新老师握了握手。庄士敦仍然诚惶诚恐，退至门外，又鞠了个躬。之后两人又互相鞠躬，完成中西结合的拜师礼。
▲少年时的溥仪。
随后，溥仪送自己的新老师一些物品作为见面礼。不曾想，刚入宫，庄士敦就因为这事儿和太监发生口角。
太监们告诉庄士敦，按照宫中惯例，新官上任受赏，应该把东西散发给他们。
庄士敦也不知到底有没有这惯例，只觉得老太监们无理取闹，就对他们说，要我拿出来可以，你们得开个收据。
他一说，太监们就不敢造次了，本来就是想讹诈，要是自己开了收据，不就留下文字证据，让庄士敦抓住把柄了吗？于是，太监们不再胡搅蛮缠，悻悻然离开了。
苏格兰老夫子一来紫禁城，就给旧时代的行尸走肉们一个下马威。
3:
对于这位英文老师的到来，溥仪后来回忆说：“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陈宝琛早年与张之洞等人齐名，被誉为“枢廷四谏官”之一，从溥仪5岁就当他的老师。这老人曾是溥仪最亲近的人之一，也是亲眼看着他长大的。
陈宝琛一生对清室忠心耿耿，曾图谋复辟，却坚决反对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他已年过八旬，仍不顾生命危险前往东北劝说溥仪，险些被日军囚禁。最终在日军侵略华北的危难之际含恨去世。
陈宝琛教给溥仪的是满清遗老最后的气节，而庄士敦为溥仪带来的，则是真挚的关爱，不止是作为老师，更像是一个朋友。
▲庄士敦。【剧照】
在庄士敦眼里，这个身材瘦弱的末代皇帝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不幸少年。
庄士敦来到紫禁城后，倾尽所能，教溥仪英文、天文、算术和西方法制，还教给他英国绅士礼仪，并将各国时事和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告诉溥仪，为他展现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
刚到紫禁城时，庄士敦深受束缚，极不自由。每次授课都有陪读师傅和太监盯着，这些人常在一旁呆呆站着，形同木偶。
溥仪对外国老师倒是很有兴趣，第一天就与庄士敦谈笑风生，没有丝毫怯场。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与庄士敦的交流，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陈宝琛）的福建话和朱师傅（朱益藩）的江西话还好懂。”
倒是一旁的监视者，经常萎靡不振，时不时打瞌睡，两个小时的课程还要换几次班。
对于有人监视这一点，庄士敦很不满意。一次讲完课后，他狠狠地瞪了旁边的太监一眼，然后对溥仪说：“陛下，这样的授课方式我很不喜欢，为什么只有我上课的时候才有人在场？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请你考虑。”
溥仪当场就脸红了，然而这一情况一直到第二年才改善。
在与溥仪相处后，庄士敦还发现封闭的环境正在摧残这个少年，他给推荐自己的李经迈写信：
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健康、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当时，每当溥仪恳求离开紫禁城，他总会得到相同的回答：时局危险，革命党在外面等着他，他一出去就会遭遇不测。平时，溥仪会登上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由此更加躁动不安。
尽管如此，溥仪学习仍然很认真。他的英文每天都在进步，在听到庄士敦讲完现代天文学的知识后，他开始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找寻庄士敦口中的月亮和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心中写道：“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
在他眼中，溥仪只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
4: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变了，他对祖宗旧制感到厌恶，开始穿西装、戴墨镜，在宫里安装电话、骑自行车、打网球，还剪了自己的辫子，遣散了宫里的太监。
然而，在满清遗老看来，大部分新事物都很可怕。
在庄士敦任教的第三年，他发现溥仪近视得厉害，建议请眼科医生来看一下，此言一出，整个紫禁城炸开了锅。
端康太妃严禁医生接近溥仪，理由是“皇上”的龙目非常珍贵，不是任何人都能看的，何况要真检查出了近视眼，他还要戴眼镜，多不像话啊，你看清朝哪个皇帝是戴眼镜的？
龙目又不是龙眼，还不能吃，有何稀奇？庄士敦寸步不让，以辞职相威胁，据理力争。最后宫里只好勉强同意，请了协和医学院的名医进宫，给溥仪配了近视眼镜。
自小失去亲情和自由的溥仪，从没得到过这样的关怀，此前也没有一个老师，如此关心他的健康成长。
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他不忘师恩，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在满清时是官员的极高荣誉。
得到赏赐的庄士敦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朝服，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亲友，倍儿神气。
平时，溥仪赠送给他字画、瓷器、玉器和书籍等礼品，庄士敦都要学着满清遗老的样子，工工整整地写一道谢恩折。
5:
据说有一次，庄士敦收到一封神秘来信。来信者自称是逃亡到美国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正打算联合世界各国被迫退位的君主建立一个联盟，并诚邀溥仪参加。
尼古拉二世早在1918年就被苏维埃政权处决了，这显然是某人恶作剧。可庄士敦还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溥仪。
溥仪一听这件事也乐了，还开玩笑，提出要在联盟里增加一个项目，让各国退位君主组建一个乐队，进行巡回演出。
可惜这“尼古拉二世”就刷了一下存在感，随后再无消息，溥仪也就没法顺利“出道”了。不然，这支乐队估计可以给自己起个响亮的名号——“亡国者联盟”。
师生俩在紫禁城中度过了轻松惬意的五年，庄士敦成为照进溥仪生命里的一缕阳光，如此互相戏谑也是常事。
然而，在宫外，时局动乱，战乱不休，这片小天地要长久保持安宁已是奢望，紫禁城的黄昏即将到来。
紫禁城中看不见一丝光亮，丝竹声中听不到一点欢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紫禁城与清朝的最后一丝血脉联系终于被扯断。
一直以来，庄士敦都在劝溥仪赴欧留学，情急之下，他请求英国公使馆给予溥仪保护，可英国外交部的表态却是“英王陛下对溥仪没有任何兴趣”。
庄士敦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张罗下，走进日本使馆，并逐渐走上一条不归路。
此后，庄士敦辞去帝师职务。
他最希望学生能够自由地度过余生，可溥仪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只囚鸟，根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6:
1927年，庄士敦回到威海卫继续担任行政长官，这是他刚来中国时最初的起点。
按照当初英国与清廷签订的《订租威海卫专条》，威海卫不日就将无条件归还给中国，可有些英国人还想节外生枝，企图继续霸占这个租借地。
庄士敦没有选择站在祖国一方。当年5月，庄士敦在给老上司洛克哈特寄去的信件中夹了一张剪报，上面有一篇题为《威海卫将继续是英国的》的报道。标题已经被庄士敦用笔涂改，并在旁边写着英文“胡说”，后面还有大大的感叹号。
庄士敦希望英国能按时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他认为自己在这个时候肩负着的使命，就是协调此事。
1930年10月，在庄士敦的主持下，威海卫顺利交还中国。在移交仪式上，庄士敦与中英官员举杯畅饮，之后取道上海，乘船返回英国。
他走之前，当地绅商为他奉上一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按照传统说法，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1934年秋天，庄士敦重返中国，前往长春拜访溥仪。当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庄士敦却发现学生再度失去自由，除了在日本士兵的监视下前往办公室或者出席活动，他都不可以离开“皇宫”。
带着对学生命运和中国局势的深深忧虑，庄士敦启航返回英国，从此再没踏上中国的土地。
7:
庄士敦在中国先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回英国后，他被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聘为教授。
这位尽忠职守的“帝师”回到祖国反而成了以旷课闻名的问题教授。对于那些懒惰的学生，他甚至没有丝毫耐心，当众表示：“我怎么教，他都没进步，这浪费了他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更浪费了他爸的钱！”
人生的最后几年，他都在忙着写书，平时就爱躲在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好像变了一个人。
1934年，也就是与溥仪最后分别的那一年，庄士敦出版了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该书一经出版，轰动一时，庄士敦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部分重要事件，也回忆了他作为老师与溥仪相处的岁月。
庄士敦终生未娶，有人说他是同性恋，其实不然。他一生谈过多次恋爱。最后一次热恋，还是在晚年回国后，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或许，他早已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中国。
《紫禁城的黄昏》为庄士敦带来声誉和财富。他用版税买下苏格兰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三个小岛，为其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还在岛上升起了黄龙旗。
▲黄昏中的紫禁城。【剧照】
离开中国的庄士敦仿佛失去了依靠，被困在孤岛中，他整日把玩溥仪所赠之物，在记忆碎片之间游走。回想起当年的每一个黄昏，他踏过紫禁城那数不清的青石板，漫长的城墙、雄伟的宫殿、清澈的御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无声地倾述着古老东方文明的秘密。
1938年，这个苏格兰老夫子带着对中国的无限眷恋，在故乡病逝。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刘东黎：《末代帝师庄士敦》，《国学》2011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