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政权的腐朽统治就此宣告结束。在群雄争立的乱世之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等几股势力最为强劲。多方角力的结果，朱元璋成功兼并了其他各路豪强，成就帝王之业。这期间，中原大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则要数朱元璋击灭陈友谅之战。面对强敌，朱元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最终取得决战的胜利。
一
公元1351年，轰轰烈烈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此后，反抗元王朝的腐朽民族歧视和残酷压迫的起义在各地蔓延开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长江、淮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受到残酷压迫的农民纷纷举行起义。这些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元王朝的反动统治，元朝的军事优势由此被削弱以至丧失，农民军则从胜利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造就了杰出的农民领袖，朱元璋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朱元璋（1328—1398年），即明太祖，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于一个贫农之家，家境贫寒。为了生计，他曾入皇觉寺为僧。农民起义爆发后，朱元璋投入濠州的郭子兴起义军。在对元兵的长期作战过程中，朱元璋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就此脱颖而出，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朱元璋富有敏锐而又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重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运用其统治经验进行比较清明的政治建设，赢得了很大的政治优势。经过多年经营，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而朱元璋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由农民军领袖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转变。
朱元璋军事战略的基本构思是：先统一富庶的江南地区，进而统一全中国。当时，由于北方红巾军的发展壮大，牵制了大批的元军，这为朱元璋向江南地区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时机。他逐步消灭了元朝在江南的残余部队和多个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了公元1358年，他已经占领了江苏大部，浙江、安徽一部的广大地区。但朱元璋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积极展开统一江南的作战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北方，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在元朝政府军和各地拥元地主武装势力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利。但是元朝统治者内部矛盾正日益激化，军事上的暂时胜利对元朝反动统治来说，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在南方，已形成了陈友谅（名义上是徐寿辉）、张士诚、方国珍等几个武装集团。陈友谅与张士诚都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与朱元璋相抗衡，其中占据江西地区的陈友谅集团在南方诸集团中兵力最强，野心最大，处心积虑地想消灭朱元璋。
陈友谅本是渔家子弟，力气大，武艺好，曾在县城担任小吏，因为与上司不和，于是愤而投奔徐寿辉的起义军，很快就因为战功一步步升为领兵元帅。之后，他借机控制住徐寿辉，独自称王，并发展成为南方一带实力最强、占地最广的起义队伍。当然，陈友谅虽说实力强劲，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领袖。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生性多疑等缺点，注定他缺少后劲，前途暗淡，只能是昙花一现，失去各种优势，为历史所淘汰。
朱元璋发现自己处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之间，处境非常不妙，于是向刘基征询攻守之策。刘基提出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的谋略。他向朱元璋分析说：张士诚专意保守现有地区，不足为虑。相反陈友谅正“劫主（挟持徐寿辉）胁下”，又处于上流地区，所以应该先翦灭他。等到陈友谅被平定后，张士诚势孤力单，也可以一举消灭。这之后就可以再出兵中原，灭掉元朝，建立起帝王之大业。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这一建议，正式确定了先陈后张，统一江南，然后北上灭元，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
朱元璋按照这一方针，集中主力先攻打陈友谅，而对张士诚则采取守势，控制江阴等战略要点，以防张士诚向西发展，并积极拉拢方国珍，以牵制张士诚。至于陈友谅，也是把朱元璋视作自己的主要对手，从而积极筹划消灭之。1360年农历闰五月初一，陈友谅率舟师10万，越过朱军所据的池州（今安徽贵池），攻取太平，夺占采石。陈友谅进驻采石之时，踌躇满志，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初五，他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至此，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部队形成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二
当时，陈友谅在兵力上对朱元璋占有很大优势，至于其所拥有的舟师，实力尤为强大。所以，在陈友谅率领优势兵力大举东进时，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朱元璋的部下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主张举城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今南京紫金山），也有的主张先与陈友谅决一死战，等发现打不赢再跑。朱元璋采纳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的建议，决定在应天与陈友谅决战。为了防止陈友谅与张士诚联手，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朱元璋决定利用陈友谅求战心切、骄傲轻敌的心理，巧妙用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以求击败陈军。
朱元璋知道自己手下的康茂才，原本是陈友谅的部下，和陈友谅关系非常密切，便决定利用他来做文章。朱元璋召来康茂才，让他写一封诈降信送给陈友谅。在信中，康茂才表示，自己当初投靠朱元璋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看到陈友谅大兵压境，非常愿意充当内应，以收内外夹击的效果。信写好之后，康茂才找到一位陈友谅熟识的老仆人送信。陈友谅读了康茂才的来信，连忙问老仆人：康茂才现在何处？老仆人回答说：朱元璋派他守卫江东桥。陈友谅接着问道：江东桥是一座什么样的桥？老仆人回答说：是一座木桥。看到老仆人对答如流，言辞恳切，陈友谅便不再怀疑，当即对老仆人说：届时就以“老康”作为暗号。
在巧妙布置用间的同时，朱元璋按照设伏聚歼陈军的既定方针，根据应天（今南京）的地形条件做出如下军事部署：命令常遇春、冯国胜、华高等率兵3万埋伏于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之侧；命令徐达等率兵列阵于南门外；因获悉陈友谅打听新河（今南京城西南）地形，遂派遣赵德胜率兵横跨新河筑虎口城；派遣杨璟率兵进驻大胜港（今南京城西30里）；命令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今南京兴中门外）；朱元璋自率主力埋伏于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朱元璋还规定了作战信号：陈军入伏击圈，举红旗；伏兵出击，举黄旗，命令各军严阵以待。在此之前，朱元璋派遣将军胡大海自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率兵西攻信州（今江西上饶），对陈友谅的侧后实施威胁和牵制。
陈友谅收到康茂才的诈降信后，信以为真，便顾不得等待张士诚的出兵配合，于五月初十率军自采石进抵大胜港。待到江东桥连声呼唤“老康”不应，方知上当受骗，万分被动之中，只能仓促派遣士卒万人登岸立栅。
朱元璋在卢龙山上看到陈军已经进入伏击圈，遂乘其登岸立营未固之际，举起黄旗，发出出击信号，一时间鼓声震天，伏兵四起，水陆夹击。陈军遭此突然打击，阵势大乱，争相登舟而逃。此时正值江水退潮，陈军的巨舰搁浅，移动不得。陈军士卒被杀和落水而死者甚多，被俘两万余人。陈军诸将见情势危急，纷纷向朱军投降。战斗中，朱军缴获巨舰百余艘，水军实力得到增强。匆忙之中，陈友谅跳进一条小船，侥幸捡回一条性命，逃回江州（今江西九江）。
此时，张士诚守境观望，未敢出兵助陈。朱元璋挥师乘胜追击，夺回安庆、太平，并占领了信州、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地。这场关系到朱元璋君臣存亡生死之战，终于以朱元璋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应天之战的失败，使得陈友谅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将士离心离德，政令军令也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朱元璋利用陈友谅的这些弱点，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仅仅在1361年一年之内，就相继攻克了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乐平、抚州等地，实力日增，基本上扭转了陈强朱弱的战略格局，为1363年鄱阳湖大战，最后消灭陈友谅势力奠定了基础。当然，陈友谅虽说此战失败，但实力依然强劲，在整顿收拾军马之后，他伺机予以反扑，以报一箭之仇，双方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三
就在朱元璋取得应天之战的胜利之时，北方小明王韩林儿所率领的红巾军却接连吃败仗，朱元璋只得抽调大队兵马前往营救。陈友谅则抓住时机，趁着应天防守空虚之机，夺回了部分失地。此后，陈友谅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双方再次爆发一场激战。
洪都地处赣江下游的平原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当初，朱元璋收降陈的部将胡廷瑞，就此占领该城。此后，朱元璋为守住这个战略要地，亲自赶往洪都安定民心，安排心腹叶琛、邓愈镇守该地。没想到的是，胡廷瑞的部将中，有人乘机起事杀死叶琛，重新占据洪都。朱元璋意识到情况严重，立即命令手下大将徐达夺回洪都，并命大都督朱文正等人率领重兵把守。
陈友谅不甘心这样一个重要战略据点被朱元璋所占，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率领大军将洪都团团围困，试图一举夺回。在围攻洪都的部队中，除了步兵和攻城部队之外，还有陈友谅的优势水军，包括大型战舰数百艘，有的战舰甚至可载两三千人。因为战舰与城垣等高，所以士兵可以从舰上直接登城。陈友谅希望借助先进战舰拿下洪都。没想到朱元璋事先已经有所安排。他命令手下在距离洪都城墙三十步的地方重新筑城，令陈友谅的如意算盘落空。陈友谅指挥大军赶到洪都江边时，才知道巨舰已经不能接近洪都城垣，只得指挥手下弃船上岸，再临时准备攻城器械，组织攻城之战。
面对气势汹汹的陈军，朱文正并没有惊慌失措，乱了阵脚。他开始周密部署防御作战，积极准备各种火器和战斗器械。当陈友谅指挥大军以竹盾为掩护，发起攻城作战时，守城将士用火铳打击对手，并大量修建木栅，阻挡陈军前进步伐。当陈军试图推倒木栅时，朱军用长槊从栅内向外刺杀，令陈军望而却步，终究无法向前迈进一步。
当洪都被围累月之后，也不免感到困顿。为此，朱文正不得不向朱元璋发出救援请求。朱元璋在得知洪都战况之后，认为陈军既然也是伤亡惨重、缺乏粮草，就一定有趁势击垮他们的机会。于是，他一面下令让洪都守军继续坚守阵地，一面命令当时正在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徐达撤回应天，自己则亲率水军20万，紧急南下。朱元璋计划用水师将陈友谅围困于鄱阳湖中，寻找与之决战的机会，就此消灭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为了防止陈军逃逸，朱元璋安排水军在鄱阳湖的出口重兵设防，切断陈友谅的各个归路，逼迫陈友谅进入鄱阳湖南端的广大水域中，与其进行会战。
到了七月下旬，陈友谅大军已经围攻洪都两个多月，胶着的战事和惨重的伤亡，都让部队的士气受到严重挫伤。就在这时，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赶到鄱阳湖，不得不下令撤出洪都战场，回到鄱阳湖。
鄱阳湖，古称彭蠡、彭泽或彭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与洪都相距150里。湖面南端非常阔大，康郎山矗立其中，似乎专为抵抗风浪而生，因此也称抗浪山。七月二十日，朱元璋所率水师与陈友谅水师恰在康郎山水域相遇。
面对陈友谅水师的庞大的舰阵，朱元璋激励手下将士不用畏惧和胆怯。他在仔细观察陈军舰阵的虚实之后，看出其中的缺陷，那就是“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以用火攻来击破。很快，朱元璋就将水军大小战船编为多个小分队，并依次配置火器、弓弩，命令他们一旦靠近陈军战船则先发火器，再用弓弩，上得舰船之后，便用短兵器奋勇杀敌。
各支小分队很好地贯彻了朱元璋的作战意图。陈友谅的水军战舰，先后遭到猛烈火攻，数百艘战舰遭到焚毁，至于士卒也是伤亡过半，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等都先后被烧死。陈友谅见势不妙，不敢再与对手接战，就此转入防御，并做好退守大孤山的准备。朱元璋虽然初战获胜，但也损兵折将，士卒伤亡数万，付出沉重代价。战斗中，朱元璋带领一支小分队冲入敌阵，结果被敌军包围，眼看就要遭遇不测，有一机智的士卒换上了朱元璋的衣服跳入湖中，陈军误以为朱元璋落水而亡，就此转移视线，令朱元璋逃脱了危险处境。由于两军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所以都不敢再贸然出击，暂时形成相持的态势。
就在这相持过程中，陈友谅军中人心浮动，有不少将士都萌生退意，甚至是率部先后转投朱元璋。朱元璋眼见陈友谅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判断认为歼灭敌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便一面部署最后剿灭陈军的计划，一面与其展开心理战。他致书陈友谅，劝其投降，至于书信之中则多含讥讽之词。陈友谅接书之后不免为之愤怒，于是扣留使者，斩杀朱军俘虏。看到这种情形，朱元璋不为所动，反而是尽数释放陈军俘虏，伤者及时进行医治。这种仁义之举，令陈军更加动摇，于是便出现更多将士驾船前来归降，既削弱了其战斗力，更瓦解了其士气。
朱元璋展开最后剿灭陈友谅的行动。他命令常遇春、廖永忠率领水师主力在湖面对陈友谅形成阻击之势，并下令长江两岸大量设置木栅，广置火筏于江中，并部署兵力控制上游要地，截断陈友谅的退路。一个多月的激战之后，陈军损失更加惨重，战死和投降者不计其数，困守湖内的水军，则缺乏补给，再无战力。陈友谅组织最精锐的部队，乘楼船百艘，向湖口方向冒死突围，遭到常遇春水军猛攻，再逃至泾江口时，又遭伏击，陈友谅在一场混战之后，中箭身亡，陈军残部只得就此投降。至此，鄱阳湖决战以朱元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一度为江南首霸的陈友谅遭到灭顶之灾。
四
从应天之战，到洪都之战，再到鄱阳湖决战，朱元璋的部队在每一战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主帅的出色指挥，将士的如虹士气，让陈友谅的兵力优势逐渐丧失，也令陈友谅的拙劣指挥相形见绌。
朱元璋能够取得应天之战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用间，使得陈友谅做出错误的决断。朱元璋注重“先知”，做到了“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他了解到陈友谅骄傲自大、恃强轻进的特点，所以对症下药地巧妙行间，取得成功。孙子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康茂才是陈友谅的老友，根据这一情况，朱元璋对陈友谅采取了“因间”手段，让康茂才写信诈降，诱使陈友谅轻敌冒进，然后用部署周密的伏兵大破敌军，赢得战争的胜利。
至于鄱阳湖水战，更充分体现出朱元璋出色的指挥能力。在这场双方主力的大决战中，朱元璋很好地把握了全局，在决战的各个阶段都展示出了良好的驾驭能力。火攻战，阻击战，包括最后阶段的歼灭战，一个比一个打得漂亮，就此令陈友谅陷入重重包围，无法逃脱，直至取得全歼陈军的重大胜利。反观陈友谅，毫无谋略，毫无成算，只知道蛮干猛冲，缺少足够的战争谋略。即便是拥有优势兵力，他不懂得分兵出击，也不能临机应变；即便是拥有优势战舰，却完全不懂得合理加以运用，更看不到拥挤一处会遭敌火攻的危险；至于江湖要津，他也没有先机夺占的意愿，完全是一副打到哪算哪的架势，可以说毫无成算。基于这些原因，他遭到最终覆灭便完全属于情理之中了。
经过长期发展壮大，朱元璋部队的战斗力不断得到提升，渐渐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精锐之师。在击败陈友谅这个最为强大的对手之后，朱元璋的实力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就此奠定了他统一全国的基础。从陈友谅手中缴获的巨型战舰等武器装备，以及收编改造的大量俘虏，都极大地补充了自身战力。在陈友谅建立的汉政权覆灭之后，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今广东曲江）以北，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广大地区均为朱元璋所占据。所以，该战的结果对于朱元璋最终的定鼎大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