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搜索“元宵节”，跳出来的往往是“元宵节放假吗”。
现代人定义一个节日的重要性，都是以放不放假、放几天假为标准。放假，放长假，那就是个好节日，大节日。
古人其实也这样。
所不同的是，我们元宵不放假，古人元宵不仅放假，还放长假。
有多长？唐朝时，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3天；宋朝时追加正月十七、十八两天，假期长达5天；明朝更爽歪歪，从正月初八至十七日“放灯十天”；到了清朝，“元宵假”又回归为5天。
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但古人觉得最嗨，玩得最野的节日，绝对是元宵节。
除夕、元旦（春节）如今再重要，在古代远没有元宵重要。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得没错：宋朝人的新年真正的开始，要到上元灯节，也就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这三天的庆典，具有狂欢节所有的表现特征。
因为玩得太野了，古代元宵节直接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
怎么个野法？我们先来讲个故事，故事很短，但信息量很大，讲完再提取关键词依次分析分析。
一个故事
小故事出自宋元年间的话本《宣和遗事》，说书人的文字底本。故事说的是，北宋徽宗年间，元宵节，有个女子尽情游览了京城的花灯之后，已是深夜时分。
该女子来到皇城端门，见门前摆着金瓯酒，一时酒兴大发，端起一大杯一饮而尽。喝完了，竟顺手牵羊把金杯塞进怀里，想偷走。
这一幕被禁军卫士发现，一把将女子抓住押到宋徽宗面前。
宋徽宗还没睡觉，他正与民同乐，欢度元宵，就问女子为什么要偷东西。
该女子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当着皇帝的面吟诵了一首词：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文艺范儿十足的宋徽宗听明白了，原来这女子是要偷个金杯作为证据，免得出来到大半夜，回去被公公婆婆责骂。
“此金杯就赠与你了。”宋徽宗大喜，并命令卫士护送该女子回家。
宋徽宗是皇帝，更是文青。
故事讲完，这名北宋女子可真够野的。但很多人觉得不够味，这有什么，逛夜场、爱喝酒、懂点文艺，这样的女青年，现在随便一座大城市的酒吧街，都能寻出一打两打来。
不过要记住，我们讲的是古代，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揣度古人的世界。
这个故事其实大有门道。它包含了古代，尤其是宋代元宵节的所有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仅在元宵节期间生效，过了这个节日就没了。
到底是哪些因素呢？我用四个关键词来表述：
深夜、皇帝、女性，以及诗词。
宋徽宗的作品《瑞鹤图》。
深夜出动
女子窃杯的故事，发生在深夜。这一点很重要，是元宵节异于或高于其他一切节日的主要特征。
跟我们现在夜生活泛滥截然不同，古人的世界里基本没有夜生活。
古代官府一直试图管理老百姓的作息时间。早在春秋时代，统治者就有这样的管理理念：为了防止人们过分安逸，滋生邪念，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每个人的作息都要统一安排好。
官府最怕的是夜幕降临。因为夜色中，对老百姓的控制难度趋大，很多违法犯罪也容易借此发生。所以，古代大多数时期都有宵禁的法令：夜幕降临后，城门就会关闭，居民区也封闭起来，如无要事严禁在街上晃荡行走，吃个宵夜、泡个酒吧更是不可能的事。
犯了宵禁的人，受到的处罚也挺重，重则处死，轻则杖刑。
宋代基本上取消宵禁制度，每天仅三更到五更这两个时辰禁止夜行。但这样宽松的时代，在历史上难得一见。其他朝代，均严格执行宵禁制度。
比如唐代的长安城，一到黄昏就击鼓六百下，敦促在外行走的人各回各家，鼓响六百下后，城内坊门一律关闭。这时如被发现仍在街上行走，就是“犯夜”，将受到笞打。
可见，宵禁制度是权力的表现之一。古人的世界被权力切割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白天可以随意活动的区域，到了夜晚就成为禁地。
有且仅有在每年元宵节的前后几天，官府才会解除宵禁。这就好比久在笼中的小鸟，那几天突然得了自由，人们的兴奋程度不亚于中大奖。
元宵节在古代之所以倍受青睐，其实主要原因不在于这个节日有多少仪式，多少欢乐。说白了，这些都是附加在宵禁制度解除的基础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宵禁的解除，大家可以外出体验真正的夜生活。
古人过元宵节疯到什么程度？
举个例子，宋朝人除了看灯，逛街，就是外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想到要回家。酗酒所产生的混乱局面，居然在当时催生了一个仅在元宵节出现的职业：一些人在夜阑之后，举着小灯“扫街”，往往可以捡到醉酒人遗失的金银首饰，收获颇丰。
皇帝带头
故事中，出现了皇帝与“女贼”的对话情景。要是在别的时间点，出现这么离谱地描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只是小说家言，但放在元宵夜，这事并非不可能发生。
史载，北宋徽宗年间，皇室在皇城端门前摆出御酒，叫“金瓯酒”。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富贵贫贱，元宵节期间都能到端门下受赐御酒一杯。“女贼”喝的正是这种金瓯酒。
我前面讲过古代宵禁制度之严苛无情，到了元宵节期间，却遭到了短暂的解构。谁这么大胆，对权力进行挑战？
答案只有一个：这是皇帝默许甚至带头执行的结果。
早在隋朝，正月十五夜，城市已是“不夜城”。当时人柳彧在一封给隋文帝的奏疏中说，元宵夜锣鼓喧天，火光照地，人戴兽面，搞什么歌舞表演、奇装异服、男女混同，成何体统？他请求皇帝禁止正月十五的侈靡之俗。
隋文帝表面同意了，但并未采取具体行动。后面的皇帝也都知道，狂欢的传统禁不住，堵不如疏，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大搞亲民秀，与民同乐，宣扬天威。
宋徽宗时代，元宵当晚，皇帝要亲临宣德楼或端门看灯。于是，御街两旁拥挤的人群，在观看百戏和花灯表演的同时，也能隔着一层黄色的丝织品看到皇帝神秘的面孔。
正月十六早上，皇帝会再次出现在城楼，如果人们不是过于疏懒或是晚上喝醉了酒，只要能足够早地起床赶到宫门口，会看得更加清楚。
宋代文人经常讲“仰瞻天表”，指的就是普通百姓在元宵节期间近距离观看皇帝（天子）容貌这件事。要知道，这在古代中国，几乎是破天荒的事。
皇权时代，皇帝至高无上。任何未经许可对皇帝身体的触碰，甚至凝视，都可能构成弥天大罪。只有元宵节，成为例外。老百姓可以在此时观看和凝视平时神秘莫测的皇帝。
皇帝带头参与元宵节活动，让这个节日变成真正的官民同乐的庆典。
北宋年间，开封府尹一到元宵就要出来会见民众。期间，随从跟在首都市长身后，背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零钱，遇到在京城做生意的商贩，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
有些皇帝为了做出与民同乐的姿态，更是拼了，因赏灯烧毁皇宫的事屡有发生。1514年，明武宗朱厚照在乾清宫过元宵，宫前张灯，花样翻新，不顾及安全，结果灯火烧到殿宇，把寝殿乾清宫都烧光了。
女性出场
女子窃杯故事中，最亮眼的地方还在于，故事主人公是个女人，而不是男人。
古代女子基本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要说晚上了，白天都鲜有出门游玩的机会。
元宵节期间，上街观灯、游玩突破了男女大防，使她们获得了暂时的人身自由，能够走出闺门，尽情欢娱。
有一年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反问：“我难道是鬼吗？”这个段子很能说明，元宵夜的很多日常禁忌都被消解掉了。
因为女性获得加入元宵节活动的权利，这个节日才显得特别人性化。简单来说，男女同处于一个公共空间，为彼此提供了寻觅意中人的契机。不少经典的古诗词以元宵节为背景，不是没有原因的。
北宋词人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一词有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词表达了元宵夜不能再见意中人的遗憾。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更是把元宵节观灯时见到意中人的欣喜与激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难怪元宵节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总之，正如台湾学者陈熙远在他的文章《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 》中所指出的：
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
说白了，这个节日带有身心解放的性质。
互飙诗词
故事中，偷窃被抓的女子最终获得皇帝赦免，正是因为该女子关键时刻吟诵了一首词，对了文艺皇帝宋徽宗的胃口。
连“女贼”都这么高雅，动不动就口飙诗词，无形中为元宵节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朝文化发达，宋人好有文化。但是，这种发达的背后，是否也潜藏着一些问题呢？
众所周知，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文人不仅地位高，而且待遇优渥。宋太祖玩杯酒释兵权时，曾说过，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开国皇帝的讲话精神，影响深刻，使得宋代文化观念向富贵、金钱和娱乐等世俗的人生价值转化。
具体到元宵节，更是人人沉醉于这举国欢庆的狂欢之夜。
宋庠、宋祁兄弟俩是北宋名臣。宋庠听说弟弟宋祁在元宵夜“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就派人对他说，弟弟你忘记我们当年元宵节一起吃齑饭、艰苦奋斗的日子了吗？
没想到宋祁回了一句：哥哥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当年元宵节一起吃齑饭、艰苦奋斗，是为了什么吗？
言下之意，还不是为了今日的荣华和享乐？
宋庠（右）、宋祁兄弟。
在这种思潮影响之下，无论国家对外局势如何不堪，北宋君臣时时利用元宵佳节制造太平盛世景象。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张灯结彩，与民同乐，还有就是宋人最拿手的好戏——填词。
宋朝有一类词叫元宵词。在元宵词中，歌颂盛世是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写作主题。连皇帝也直接参与元宵词的创作，据统计宋徽宗现存的元宵词至少有5首。
一直到靖康之难发生的前夕，整个国家还沉浸在盛世幻象里。
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与北宋推行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史载，宋太宗曾直言：
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用心，常需谨此。
什么意思？这段话说出了北宋统治者的治国方针：不以外患为威胁，而注重对内的统治。直到宋徽宗时期，仍有朝臣上书说：“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
正因为把“安内”看得比“攘外”更加重要，北宋皇帝极其注重元宵节全民狂欢对于纾解百姓日常怨气的功能。这也是北宋的元宵节在历朝历代中最获重视的原因。
来啊，快活啊，狂欢啊，盛世啊，反正有大把时光。
就这样，当时朝野对日益临近的外族入侵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外族袭来，北宋连皇帝都被抓走了。盛世覆灭，宋室南渡，唯有无名氏的一首悲歌，道出了昔日元宵节狂欢的不可持续性：
真个亲曾见太平。元宵且说景龙灯。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
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
再后来的事我们也知道了，历史悲剧在南宋末年重演。在欢饮达旦的元宵庆典中，皇帝与文人士大夫对潜藏的灰犀牛事件视而不见，终于酿成亡国之痛。
而当年，那些人歌颂盛世有多欢快，如今面对现实就有多悲彻。
两宋元宵盛况，到此终成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