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
一、汉末魏晋的大瘟疫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按照气候学家竺可桢和陈焕然先生的研究,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寒冷期,因此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众多的灾异当中,瘟疫影响最为严重。据史籍记载,从东汉安帝到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持续200多年的大瘟疫。
张志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曾将正史中关于瘟疫的记载一一摘出,我们发现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瘟疫几乎伴随始终。东汉末年,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官员贪腐无能,进一步加重了灾难的后果。在《后汉书》桓、灵二帝的帝纪中,充斥着灾异的记载,桓、灵二帝就曾因为灾异而频频颁发罪己诏。俗话说“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疫病的流行。
东汉末年战乱频发
瘟疫所影响的范围很广,对于百姓的生命安全威胁极大。东汉末年,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疫病如此严重,古人也在探寻疾病的起源。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疾病认识的落后,只能用他们知识结构中的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来解释瘟疫。他们认为是统治者失德,阴阳失调而导致疫病。正如曹植所言:“此乃阴阳失位 , 寒暑错时 , 是故生疫 。”
东汉末年,面对疾病,皇帝只能频繁下罪己诏祷告神灵、安抚百姓,同时派遣行药使者发放药物,这样的做法对于抗疫本就是杯水车薪之举,而药物又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老百姓该怎样应对空前的灾难,就成了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影视剧中的汉桓帝
二、道教的横空出世
当民众陷入绝望时,就会祈求神的帮助。这时候,道教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开始在百姓中传播开来。学者一般认为太平道和天师道等宗教团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诞生,而这两个团体,都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的环境下产生的。
巨鹿人张角乘机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广招弟子,并命令弟子打着宗教的幌子给百姓画符施药。《后汉书》称张角“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于是,十余年间,太平道信众发展至十余万人。
张角在救治百姓,收纳信徒的同时,还进行理论构建。我们都知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关于末世的理论,就是末世到来,只有救世主才能拯救世人。张角提出了“苍天己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告知百姓旧的苍天神已经死亡,不再保佑百姓,所以阴阳失序,疫病流行,只有推立新的黄天神,天下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于是,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建立宗教组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给大汉王朝敲响了丧钟。
黄巾起义
而天师道亦是如此,其自称“五斗米道”,其创始人为张陵,自称张天师,托名太上老君口授,制作神书,来吸引百姓。只要缴纳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享受组织内的供养。也有学者称,五斗米道是因为其道为百姓治病,痊愈后只要交纳五斗米就行了。天师道解释疫病流行的原因,是瘟神疠鬼作祟,民间百姓对于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天师道进一步宣传太上老君派遣张天师到人间的目的就是“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神话张天师在疫病中作用。
东汉政府在剿灭黄巾起义时,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很多地方官采取制药救治百姓的办法,从太平道手中争夺信徒。书法界有块“曹全碑”因汉隶书法而闻名,其内容就是歌颂郃阳县令曹全为了断绝太平道的群众来源,制药免费发放给群众,由于其制的药效果显著,很多黄巾军归顺朝廷,希望得到救治。这块碑虽然存在一定的美化和夸大成分,但也足以反映救治病人是当时获得百姓支持的重要途径。
黄巾起义
三、道教祛疫的具体方法
无论是天师道还是太平道,其帮助百姓祛除疾病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念咒和画符化于水治病。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些措施无多大帮助,在这些“表面工作”之外,道教做了哪些工作,起到了真正祛除疾病的效用呢?
按照《太平经》,道教治病的方法实际上结合巫术、医术和养生术,并将其纳入道教的信仰体系中进行改造,强调积德行善的作用。而医术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道士都强调养生之术,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道士也是名医。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其中的代表。葛洪是东晋时期的名道、名医,他在《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等书中总结了很多瘟疫疾病的治疗方法。陶弘景是南朝梁时人,其《本草经集注》和《服饵方》中也总结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祛疫方法。
葛洪与《肘后备急方》
综合各家的医书,除了一些具体的治病药方,道教治疗疫病还有一些其他方法。《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治疗麻风病的案例:“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将病人送进山洞里单独居住,这实际就是一种隔离措施,切断传染源,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葛洪还指出,要注意动物传染源,对于牛、马、狗等与人密切接触的动物,也要用药物及时治疗,控制动物传染源。
文史君说
汉末魏晋,灾害频繁发生,瘟疫席卷了华夏大地。东汉皇帝主要靠下罪己诏向神灵祈求宽恕,实际则没有多少效用。民众在绝望之时,道教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通过具体的祛疫举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天师道和太平道就是其表现。可以说,瘟疫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而道教也为控制瘟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曾感叹道:“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 故吾国之医药学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 。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 , 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 , 较之佛教 , 实为近于人情之宗教 。”
参考文献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