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落第后自甘堕落，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成就一世英名。唐朝有很多落榜举子，怀才不遇，闷闷不乐。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在洛阳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其才华。后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又被排挤，贬做长江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贾岛的《下第》诗，至今读来令人伤感：“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张继落榜后想着同窗好友个个金榜题名，自己却名落孙山，因此心情郁闷，便前往苏州散心，投宿于寒山寺旁的客船。从傍晚到夜里，张继一直站在船头望着苏州城的夜色，心境亦如那晚风凄清寒冷，于是他随口吟出《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舱。”时人评价此诗乃千古绝唱也。是这首诗使后人记住了怀才不遇的张继，也使得寒山寺声名鹊起。
李贺童年即能词章，16岁时，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后来李贺虽应举赴京，却未能应试，遭馋落第。后来做了3年奉礼郎，郁郁不平。因仕途失意，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如其代表作《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色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李贺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他的诗以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他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但人生失意打击太太，最后抑郁而终，年仅26岁。
宋代有一个大事件与落榜者有关，即李元昊叛宋建立西夏国。史籍载：“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张元、吴昊，就是李元昊手下最重要的汉族大臣，就是“累举进士不第”者。张元，多次举进士不中，又被县宰鞭打，所以决定叛逃。叛逃前，张元到项羽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酒，对着塑像痛饮，并向塑像敬酒，说“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意思就是宋朝天子昏庸，所以才有人造反，所以他才要弃暗投明，“悲歌累日，大恸而遁”。张元在西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评价说“昊虽强黠，亦元导之也”，意思是：李元昊虽然强悍狡诈，但都是张元引导的结果。
明代画家唐寅是一位受到科举严重打击的落榜生。当年，他参加科举时意外卷入舞弊案，结果被夺去了考生资格，永远与科举无缘，这在过去可是最大的人生打击。唐寅起初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视游山玩水为人生第一乐，把红颜知己当人间最美尤物，兴趣来时拿起画笔涂上几幅，难过寂寞时调戏美女一解百愁千恨。但就因为这次打击，却成就了一位著名画家。
中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14岁考中秀才，之后9年3次落榜，于是他弃官从医，走遍大江南北，参考800多种医书，历经20多年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1岁时才破例补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自勉。倾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 卷、491篇，约40余万字。吴敬梓也因落榜而怀疑科举制度，不再去参加科举考试，花了近20年的时间创作出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他们都在落榜后成就了盖世文名。
也有人落第后即调转方向，弃官经商，开创另外一番天地。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后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各大局、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盛宣怀也是一位科举制度的失意者，是招商局第三任掌门人，也是实际主持招商局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甲午战争后盛宣怀利用招商局的财力，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欲办大事，兼作高官”，这是李鸿章评价盛宣怀的话，这8个字，后来成了对盛宣怀盖棺论定的不二之词。这种“弃儒就贾”的现象，被余英时先生概括为晚清时期“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1905年废科举后，此风尤烈。江苏巡抚程德全于宣统二年甫一到任，便发现苏省商人多为士子出身，其“资格甚高，半皆有学问而不愿为官者，时寓于此，讲求有素，故实业颇兴”。
古代的科举制度，选拔出了大批官员，维持了封建统治，其中也不乏有能吏贤臣。但也埋没了大量人才，将很多才华出众者拒之门外，但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看，少了一些官员，却多了不少名士，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宝贵资源，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