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我们把它叫做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的中国是处在井田制下的封建邦国，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产生了带有早期人文主义色彩的政治观念。与此同时的大洋彼岸，一个叫梭伦的人在雅典进行了一场改革，让古希腊社会逐渐进入了民主政治时期，这种带有早期人文主义色彩的政治观念在古希腊也开始萌芽。
这两个空间跨度如此之大地区几乎同时产生了带有早期人文主义色彩的政治观念。但由于受到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在两地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战国时期地图
两地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俺叫李四，是齐国人，今天一大早俺就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梳洗打扮了一下，你要问俺为啥这么正式，那就是荀况一会要来俺们这讲课收徒。哦对，你们可能管他叫荀子。俺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平常除了种地俺也读读书，今天不管怎么说也要拜荀况为师。哎，紧赶慢赶的俺还是来晚了，荀老师已经开讲了，听旁人说他正讲到儒学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哦....我的上帝，我这是在哪？这该死的风暴刮翻了我的船，我现在离雅典应该很远。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我就暂时不用为那些斯巴达人烦恼了，咦？那边怎么这么多人。
荀子
“嘿，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嘘，荀况老师正在讲课呢？”“哦？什么内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开始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生产关系也更加复杂，如何协调和利用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能否长久存在。古代中国是农耕文明发展出的社会，人的活动范围有限，人口流动性非常差，久而久之人们的聚居地就发展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的氏族。在这种以农耕文明为发源，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背景下，就产生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专治中央集权。
古希腊地图
“很好很好！”
“你是谁啊，不要随便打断荀老师讲课啊。”
“哦，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伯利克里，是希腊人。您叫荀况是吧，我觉得您讲的很有意思，我本人也是学哲学的，想和您交流一下。”
“您但说无妨。”
“那我也先说说我们希腊哲学家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吧。”
伯里克利
我们古希腊在地理条件上和你们这有着天壤之别，我们那里岛屿众多，山峦起伏，各个地区彼此隔离且独立，形成了以地方区域或者人种为划分标准的小型共同体。所以我们那边的国家面积都普遍较小，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不多，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小国寡民”，这些国家基本上无法自给自足，因此我们就利用天然的港口发展贸易，贸易的过程中不止有货物的交流还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这就让我们的社会发展出了一套与你们农耕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循环生态。
贸易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这种建立在商业文明上的政治形态更加灵活，你们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了依靠土地而存在的“国民”概念，而我们古希腊的商文明产生的是对城邦负责的“公民”概念。
两地政治模型的基本特点
“秒啊！秒啊！玻.....玻.....玻璃课李先生，看来今天将会是我们两种文明哲学的一次深入交流。不知道您那边的政治模型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政治模型.....不对先生，我叫伯利克里不是玻璃.....”
“好的玻璃先生。”
“算了，无所谓了，我简单给您说一下。”
古希腊哲学家理想城邦的基本特点
古希腊的政治理念建立的标准是“正义”，这种“正义”既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产生的前提。
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各个城邦无法自给自足，人们必须要依靠贸易生存，而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我们发现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太过原始，所以希腊就出现了“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这样让交易更加简单，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个名词“利润”。商人们开始盘算着怎么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人们开始变得贪婪，开始表现出“恶”的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正义”的政治理念开始形成。
“您说的不错，看来这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带给我们哲学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接下来我和您说一下我们儒家的理想社会特点。”
先秦儒家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特点
先秦的哲学家构建的是“为政以德”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天下安定，没有战乱，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不因物质财富产生祸端，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用就是首先要保证全民“小康”，要有充足的物质保障人民的现实生活，除此之外还需要国民具有极高的道德水平。
我们之所以形成这种“大同”社会的政治模型是因为，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国家，人民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性格较为温和质朴，再加上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间交往密切，人们交流频繁。这种文明发展特点就为“大同”社会提供了现实基础。
“荀先生，您说的也很好，我们搭建的政治模型都是最适合当地的政治模型，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啊。”
“对啊，我们中国哲学家在搭建政治模型时，把国民的道德水平设定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这就呈现出一种高度自主自由，君主垂拱而治的社会状态。而你们希腊的理想城邦，认为人民需要外力的作用进行强制的矫正。”
“所以说，我们古希腊的理想城邦和你们的儒学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你们认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内部”也就是公民的道德水平的话，那我们的关键就在于“外部”，也就是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关和法律。”
“玻璃先生果然对哲学思想很有研究。说了这么久你也饿了吧，走，随我到客栈去，咱们边吃边说。各位同学，今天的课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讲。”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两地民众的教育方式
“店家，来两斤肉再来两壶好酒，我要和玻璃先生好好聊聊。”
“真是感谢您的款待了，刚才我看到您正在上课，你们这是通过这种手段教化民众的么？”
先秦儒家对民众的教化手段
我们儒学家对个人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对个人道德水平和日常行为的规范之中，尤其是从血缘宗法出发的“孝”和扩大了“孝”的概念的“敬”。
“孝”的本质是赋予国民责任感，增加具有血缘关系的国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国民延续其祖先的风俗的价值体系。而“敬”就是将对具有血缘关系的长者的尊敬推广为对社会关系中每一位长者的尊敬，是一种扩大了的“孝”。
这种“孝”和“敬”的关系最终演变成了对最高统治者的服从和敬畏，将社会关系体系进一步巩固和稳定。
对国民的礼仪教化是我们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礼法”中，“乐”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也，人情之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
编钟
我们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乐”中悟出适合自身的道理，而“乐”作为教化人民的手段之一，与那些强制性的手段是不同的，“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更容易被接受的教育方式。
“原来如此，在我们哪里也有自己对‘乐’的见解。”
战国乐器《青铜虎座双凤鼓》
古希腊哲学家对民众的教育方式
首先要和您说一下，我们雅典是民主制，每位公民都有担任城邦管理者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的公民阶级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因此，我们哲学家的政治思想更加具有实用色彩。
刚才也说了很多遍了，我们希腊城邦的人口不多，公民的数量就更少了，因此在对公民进行教育时，我们的哲学家提出的措施更为详细。
古希腊城邦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公民数量更加稀少，因此在对公民的教育方面，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措施更为详细。柏拉图认为，教育公民不仅要把握精神层面更要注重其身体健康。因此他提出将音乐和体育作为必要学科的想法。并强调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要达到一种平衡，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古希腊哲学家将“爱国教育”当做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着力培养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和归属感。
除了“乐”，我们还有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戏剧。戏剧既是一种公民普遍参与、喜爱的娱乐途径，也是我们教育公民的方法之一。
我们戏剧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城邦的规范，戏剧中的人物原型和题材都源自于城邦的现状以及政治情况，公民可以从中获取信息，并产生思考。
“玻璃先生，看来在对民众的教育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
“是的，荀先生，不过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和而不同’，我想用在这件事上是合适的。”
“哈哈哈，好，今天我们不醉不归，干！”
结语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其哲学思想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国家政治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地缘隔离导致的人口问题，是一切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国是农耕文明，首要问题就是土地；希腊是商业文明，首要问题就是贸易和资本的积累。由此产生了先秦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古希腊民主制、贵族制多种政体对立并存的政治形态。
古希腊以武治为主，中国以文治为主。希腊因为人口稀少，需要增加凝聚力，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图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中国因为土地辽阔，儒学家就希望通过扩大人与人间的距离感，来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最后，在对民众的教育方面，先秦儒学家认为君主以身作则是教化人民的理想方式，让君主成为人民道德模仿的榜样，由上而下的教化人民。而古希腊城邦则是通过“正义”，也就是法律来教化公民，因为不论是“乐”还是戏剧都是人们自行解读的教化，毕竟“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古希腊的文艺作品需要城邦监督规范，这样才能是公民正确的分析和领会文艺作品的主旨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