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斤。后来联合国将虎门硝烟结束的第二天定为了国际禁毒日。
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暗中贩毒。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30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100万箱(每箱1000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3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主要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3—4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1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2元。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等国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其实这些都是在演戏，为了掩人耳目和宣传的需要。烟馆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巡捕的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等国，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磅，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因为毒性大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本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本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国的一些毒贩也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国的毒贩是后来者。它却利用科技优势，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美国的贩毒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10%。海洛英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国的贩毒者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英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在民国时代，中国毒品泛滥，几乎有不可收拾之势，中国民族深受其害。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国产党领导人民，在短短的几年内，禁绝了毒品，彻底打赢了禁毒战争，创造了人间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