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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虚构成分么

关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陈寿的《三国志》都为之立了很生动的传,虽然还不可能像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活龙活现,栩栩如生。

这些历史人物,尤其是与他们相关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历来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但是人们往往误认为,凡《三国志》未载,而《三国演义》加以敷演的,即非事实,皆系罗贯中虚构。进入此一误区者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按陈寿《三国志》是所谓正史。陈寿原任蜀汉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司马炎建立晋朝,陈寿被荐为佐著作郎,继升迁为著作郎。他著《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得到广泛好评。陈寿亡故,范頵等上书朝廷,说此书“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派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录全书,予以保存。

在陈寿编著《三国志》的前后,文人的史书著作极多,有综合性的《魏氏春秋》《九州春秋》《献帝春秋》《先贤行状》《魏晋春秋》等等,有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事迹的《江表传》《襄阳记》《零陵先贤传》《益部耆旧传》《吴录》《吴历》等等,还有专为曹操个人写的传记《曹瞒传》等等,种数多,形式也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质量不错,但传记篇数有限,又较简略,而且仅有传记,缺少《艺文志》《食货志》等部分,读起来总觉得不够充实。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时,即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国志》的语言文字并不艰深难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书比较少些,主要是补充或引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他所引用的史学著作,据缪钺先生统计:“则为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见,裴松之为保存三国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试举三个世人多以为完全出于罗贯中虚构的例子,以说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一、京剧《捉放曹》,题材来源于《三国演义》,但罗贯中没有杜撰故事,所据乃自裴松之所引的两部书:《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为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二、京剧《华容道》,题材来源是《三国演义》,其部分内容,也是根据裴松之所注的《山阳公载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关羽义释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记载(出自三国演义电子辞典)

则曹操兵败赤壁之后,在华容道受困确有其事。罗贯中根据这一情景,虚构了关羽奉命在此阻击,曹操已临绝境,关羽为报当年在曹营所受礼遇之恩,佯作摆开一字长蛇阵,让了曹操一条生路。这一虚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符合逻辑推理,既描绘了关羽的性格,也使曹操再一次露出了狼狈相,从而让读者和观众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满足。

三、京剧的《空城计》,照搬了《三国演义》,其根据则是裴松之所注的《郭冲三事》:……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谷欲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猬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

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司马懿认为他断乎不会冒这样大的风险。诸葛亮和司马懿互相猜测对方的计谋煞是有趣。最后还是诸葛亮凭冒险而免于溃败,自然大快人心。

根据以上三个例子,《三国演义》的题材选取乍看似乎以《三国志》为主,实际上用裴松之所注(所引)的材料更多些。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则未见于裴松之注。但这种情况不多。至于诸葛亮的借东风、关羽的玉泉山显圣等等,则不仅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典型的迷信糟粕。这是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史学家、文学家往往苛责罗贯中的虚构,“戏说”历史的一群又往往用罗贯中作了大量虚构作挡箭牌。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作些说明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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