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
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
而汪精卫则对坂垣说：“蒋介石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
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
虽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